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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味、情味和理味的味感探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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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商隐诗歌的“三味”及对现代新诗创作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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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林国 来源：本站 责编：周占林 日期：13-05-20 16:48:17 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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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亲情友情的温暖和入世后积极关心国家社稷安危的远大志向与追求。这使得李商隐的诗歌创作表现出多情、多愁和多悲凉的美感意识。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如《初食笋呈座中》、《富平少侯》、《随师东》、《夕阳楼》等都可以体现。
第二阶段是李商隐初入世后，积极参与现实政治，追求仕途理想却屡遭挫折的阶段。自开成三年到会昌六年（即838-846），诗人的政治理想不断受挫，不断遭受挫折的打击，现实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生活使得诗人将诗歌描写由着重于抒写对现实政治、仕途理想的感慨逐渐转向对个人的身世遭遇和人生感悟的抒写。诗人诗歌创作的感伤情调和诗风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强化并逐步定格成型。诗人的美感意识由初期的多情、多愁和多悲凉转向并定型为感伤。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如《安定城楼》、《东南》、《凉思》、《马嵬二首》等可以体现。
第三阶段则是诗人仕途暗淡，生活上漂泊无依的时期。面对超正日益衰微，个人仕途无望，现实生活种种磨难的侵蚀，诗人的诗歌创作也随之表现出“深婉精丽、富于感伤情调和象征色彩”的诗歌风貌。这也是诗人以感伤为诗歌创作主基调的美感意识的最终稳定成型。这一时期的作品如《离席》、《梦泽》、《宋玉》、《钧天》、《流莺》、《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写意》等可以体现。
接着来阐释李商隐诗歌美学思维层面的另一个方面，即恰切的处理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里说：“诗人对自然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10]中国古代文论家张少康、滕咸惠等人认为这段话对诗人修养的认识，这当然有道理。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这段话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将诗歌艺术的“出入”说建构在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上，揭示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规律。有关“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问题的探讨历来为国内外的文艺理论家们所阐释。笔者将借助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论述，来探讨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是如何巧妙地处理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从而反映在李商隐的诗歌创作中诗味与理味的相得益彰这一特征。
我们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一书中谈到两个比较重要的命题，即“艺术中的美与现实中的美的比较”和“艺术的另一作用是说明生活”。这两个命题都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里所提到的“美就是生活”的美学认知为基础，他要求文学要再现生活，说明和评判生活，作“生活的教科书”，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美是普遍存在的，对美的认识和比较也是普遍存在的。一般认为美的存在有三种不同的形式：现实（或自然）中的美、想象中的美和艺术中的美。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现实中的美对艺术中的美和想象中的美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的阐释，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客观现实中的美有缺点，这破坏了美，因此我们的想象就不得不来修改在客观现实中见到的美，为的是要除去那些与它的现实存在分不开的缺点，使它真正的美。”[11]这在告知我们现实中的美是有缺点的，这种美可以通过想象来得以修正，进而在文学作品中呈现，以艺术美的形式来实现它真正的美。这在李商隐的诗歌创作中可以找到支撑和说明。综观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可以发现，诗人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描绘是在揭示一种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美的存在。诗人的诗歌创作表现出诗人直面社会现实，通过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感悟和体触，一生经历的生活坎坷的磨练，体尝社会的黯淡和事态的炎凉的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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