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的研究综述及局限分析 |
|
|
|
|
作者：朱林国 来源：本站 责编：周占林 日期：13-05-20 16:40:59 点击： |
|
应该具备的“史识”是一种涵纳着研究主体价值观念与学识素养乃至道德人格等在其中的观察、鉴识行为，而不仅仅是“非A即B”的简单的是非判断能力。从这个角度，作者借助于“史识”意识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再审视，表现出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的整体认同性。这样的研究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合理性。但是，我们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所蕴含的整体意识，能否真正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取得趋同、一致，真正“打通”20世纪的中国文学，实际上是这篇文献在论述中的局限所在，这是值得注意的。王本朝的《文学史观与现代文学史的重构》[25]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确立，前提在于它文学历史的完成和文学史观念的建构。“文学史观念是对文学的认识、感受和记忆，它在文学的阅读和研究中得以不断改写和延伸”，反映着文学史观念的历史进程性。在王本朝看来，文学史是人文知识领域的东西，不同于客观纯粹的对象世界，它需要“由人的解释和认识而生成意义，最终成为一门学科知识，概括解释者的主观意图、历史语境和观念类型”。因此，他将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念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以前的个人化的新文学观念，1949年以后的政治化和体制化的现代文学观念，以及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多元化的现代文学观念。这样的划分有其合理性。具体来讲，对于1949年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由于受到历史进化论的影响，“新”和“旧”便成为了判断文学的价值准绳，那么“新”也就成了现代文学的价值所在。对于1949年以后至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受到新民主主义历史观的影响，那么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就进入了政治化和体制化的阶段，也取得了现实合法性的地位，并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于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在王本朝看来，无论是从文学观念的反思到历史的还原，还是从方法论革命到文化研究的整合，都表现出现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势。尤其是80年代的方法论热的出现，以及新的文学史研究观念的显现，激活了现代文学的研究思路，扩展了研究视域，还出现了一些较为新颖的文学史观念，如“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现代性”等。那么，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文学史观念来讲，王本朝的这篇文献还是表现出一定的认同性的，这对于我们更好的认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合理性和推动文学史研究向前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周泽雄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检讨》[26]是以批判的态度对“20世纪中国文学”观进行检讨，对其局限从文学传统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在西方人的视野里，以世纪来定位文学发展的历史是自然的。反观中国的20世纪，或者说20世纪进入中国，为了象征某种新生，我们付出了与传统母体相割裂的代价。在他看来，由于中国现当代史的特殊性，中国文学并不存在“20世纪中国文学”，也并不存在文学上的19世纪，这种对世纪概念的套用是缺乏常识性的合理依据的。虽然周泽雄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观的出现，并不是在生拉硬套西方文学史叙述上的世纪观念，而是侧重于从宏观上来整体关照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从而寻求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文学史研究的格局，推动文学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与这篇文献不同的是吴炫的《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27]。吴炫认为，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在80年代所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有其世界性、全球性的研究视野和胸怀，也是 | |
|
|
|
|
|
| |
 相关链接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