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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的研究综述及局限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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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林国 来源：本站 责编：周占林 日期：13-05-20 16:40:59 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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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quo;打通研究”重视从文化角度分析20世纪中国文学是必要的。因为在他们看来20世纪中国文化始终处于变革开放和守陈封闭的对抗之中，又直接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走向与特征，具有明显的贯穿性质。但是，在肯定的同时也对局限提出了思考。他们认为，“打通研究”要谨防鱼龙混杂和追求虚假学术名声的不规范的学术现象；还要注意文学观念和文学历史之间的祛距离化和祛偏差化，不能因为“打通研究”而改变文学历史的本来面目；在从文化和体制的角度审视文学作“打通研究”时，要对文化和体制的时代差异对文学的巨大影响做足够的重视。毛丽雅、徐美恒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学科系统框架的探索》[4]首先肯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种新的理论阐释体系是对既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他们认为，“文学评价观念的变化是产生新理论阐释模式的基础”。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社会思想大解放，学术氛围空前活跃。在“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下，“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观念的提出旨在以一种新视角建立一种新的阐释体系和研究模式来总结一百余年来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历程。其次肯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文学史概念是对现代文学史中“现代性”视角的继承，是对过去强调的“革命性”价值标准的华丽转向。也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新的理论系统在地域考虑上是对以往大陆通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疏漏台湾文学的一种弥补或有效补充。当然，就这篇文献来讲，我们认为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文学史观念的认识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这主要表现在“现代文化”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承载上。这篇文献局限地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表现——20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界定在西方工业化社会的标准上，这是值得商榷的。需要注意的是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层面上的现代性认识虽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但却保有着自己的现代性特色，不能片面的化二为一。贺桂梅的《“20世纪中国文学”论与现代文学学科体制》[5]试图以“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这一历史文本为基础来讨论80年代中期现代文学学科重点建设过程中形成的观念形态与学科制度，以及与当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现状的关联性，从而力图整体地勾勒出现代文学学科体制的大致轮廓。这里，贺桂梅首先是肯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并把“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这一特定文本作为8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建设中的重要的话语事件，对现代文学的学科体制进行考察有其合理性。在贺桂梅看来，学科体制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仅仅依照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方法无法对现代文学研究作整体的反思和轮廓上的把握。然而，“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文学史观念的提出，恰恰在方法论上给予现代文学研究给予了整体意识上的支撑和影响，而且是以一种新的话语形态出现，对现代文学研究和学科体制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指导性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里面有一个认识上的局限在文献中并没有得到说明，即“20世纪中国文学”是否真正能够站得住脚、是否真正能够涵盖20世纪的文学现象以及在整体观（或说整体意识）的视角下，宏观层面的理论建构和微观层面的文学史叙述能否吻合的问题，这值得我们注意。何休的《怎样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我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整体观及其“四阶段论”》[6]也以整体观为统领，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先后掀起了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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