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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的研究综述及局限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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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林国 来源：本站 责编：周占林 日期：13-05-20 16:40:59 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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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概念，这一理论范式能够极大地克服“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范式所包含的悖论和矛盾以及所隐含的殖民话语色彩；同时，认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在获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理论范式所具有的相对客观、中性的研究立场的同时，突出了“五四”文学革命对于中国文学变革的历史意义，有效消除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理论范式在历史叙述下限上的缺陷，从这个角度上将，可以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史观念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的一种完善和推进，具有其合理性。但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史观念的明显局限在于并没有消除文学史叙述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色彩，并且对“五四”之前的那段文学并没有做到合理有效的处理，这是当下的文学史研究应当注意的。阎立峰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分期——从几部文学史新作谈起》[21]借助于钱理群等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郭志刚和程光炜分别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文学史教材从文学史分期的上限和下限方面进行了分析，来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分期问题。在文中作者认为：近二十年来围绕着文学史分期及现代文学史上下限所展开的争论，表现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观念走势，即“从最初的文学的社会历史型分期到注重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本体型分期再到世纪之交两种相异价值取向和历史观念的妥协和互补，于是既承认20世纪中国文学本体发展的整体性风貌和现代化的趋向，同时也承认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存在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决定作用以及后者所显现的阶段性特征”。同时，作者也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一个局限就是在实践上真正将“现代”和“当代”打通所存在的难度。吴秀明、马西超的《整体性文学史编写的两个纠结点——关于“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几点思考》[22]针对文学史研究中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打通”研究所存在的阻碍彼此贯通的两个纠结点——“五四文学”和“体制化文学”，进行思考和探讨，并认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研究缺乏“打通”整合的内在逻辑机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鲍昌的“系统论意义的整体性”、陈思和的“新文学整体观”以及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命题的提出，都在试图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引入整体性研究的视野之中，然而，从这种整体性文学史写作的现状来看，“打通”研究确实存在很大的难度，实践上的可行性缺乏机制支撑，因此，作者认为五四文学有意无意地被神化，置于高悬的位置，导致文学史整合上的断裂；其次，体制化文学的压抑造成文学史整合的停滞，这些纠结点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的合理化也确实是一种难以逃避的局限。曾令存的《史识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研究》[23]认为史识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种品格，对史识的研究不仅要有“史”的意识，还要保持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这正如陈思和所说，“所谓治史者要有‘史识’，决不是简单的材料排列所能体现的。它需要证明，必须从材料出发，尊重客观存在的科学性；它更需要批评，……因此它不能不是研究者主体精神的渗入和再创造”。[24]同时，曾令存还认为，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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