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书法艺术｜论隶变如何改变汉字结构与书写方式
中国书法的荣光一直在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书法人的心头闪耀，这独一份的荣光直接带给我们强烈的文化自信。曾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反复琢磨“隶变”的文化内涵，试图拆解它对汉字结构与书写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和具体改变。我发现我们执着于追求书写便捷的先人们真是有智慧。正是他们锲而不舍的开创精神，才在那些简牍丝帛上一次次打破象形文字的桎梏，最终创造出中国汉字发展史上最剧烈的一场革命。
在这场举足轻重的汉字革命中，篆书的圆润曲线被人为地艺术性的拉直，汉字的IP价值自然也因此而得到革命性的抬升，如同柳叶变为竹节，其审美也由此上了一个台阶。自此，书法人笔下的乾坤从图形走向符号，那曾经匍匐于龟甲兽骨上的神秘纹饰，由此开始舒展为纸上奔流的点、横、竖、撇、捺。
这就是当年得罪秦皇的狱中之囚程邈幽禁于云阳狱中完成的一次文字革命，他将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从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书写体式。此举也使他成为“隶书之祖”，从而流芳百世。秦始皇也因此赦免其罪，并旋即封之为御史。足见始皇帝爱才惜才之心。
从变革之源来看，隶变的诞生，最早源于书写者对效率的本能追求。在竹简木牍极为有限的平面上，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比小篆更快捷的书写方式。小篆那纯线条的屈曲回环、内偃裹束的结构，在实用性书写中显得极为不便，书写速度偏慢是不争的事实。为了让笔尖更快地在简牍上流动，书写者便无意识地开始对小篆进行简化、调整。
事实上，这一变革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而渐进的发展过程的。其轨迹大致是：战国中期，秦系文字小篆开始向古隶演化;及至汉代，古隶进一步演变为今隶，汉字由此奠定了两千年来方块字的基本形态。
从笔形革命来看，隶变首先改变了汉字的基本笔画。篆书中的圆转曲线被大量简化为平直方折的笔画。这就开启了汉字书写的新篇章。
毫无疑问，化曲为直是隶变最显著的笔形变革，也是其主要特点所在。篆书中复杂的曲线被拉直为横、纵或左右斜出的不同笔形。如“木”“水”等字中的所有曲笔都被直接拉直，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事实上，为了加快书写速度，变长为短的技巧也被广泛应用起来。篆书中较长的线条被缩短为点、画，如“页”“马”等字中大量出现的点画就属此类。线条变成点画之后，大大缩短了笔尖的运行距离。既省时，也少费不少力气，写字的速度自然也就加快许多。
此外，隶变还创造了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笔形变化，颇具哲学意味。有的笔画甚至被分成两笔或三笔来书写，虽然笔画增加了，但书写却反倒更为便捷;而相邻笔画相连成一笔，则减少了笔画总数。
从结构重塑来看，随着笔形的变革，汉字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隶变使汉字从象形表意的图画式结构，逐渐转向符号化的组合结构。
字形构件自身的变化包括简易、繁写和变异三种类型。笔形改变导致一些构件也被简化。比如简化后的“凿”字，其笔画比未简化前少了差不多一半。当然也有少数构件反而繁化的现象。但总体而言，更多的情况下，汉字的构件都发生了形态变异。另外，构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复杂变化。有的原本分离的构件合并为一个整体，有的则从一个整体中离散为多个部分，还有的构件甚至位置也发生了移位。这也许就是所谓的书法家写字无对错的另一种“自圆其说”吧?
就这样，隶变极大地弱化了汉字的象形意味。小篆中表意的部首在隶变后出现了符号化倾向，同一个部首在不同结构中发生不同的变异，这也降低了识读的直观性。似此利弊兼有，断难一言以蔽之。
从部首与偏旁的演化来看，在结构重塑的过程中，汉字部首与偏旁的改变尤为明显。这些改变，直接影响了汉字形义关系的识别。比如部首“肉”完全混同于“月”，形成俗称的“肉月旁”。而“服”“前”等字中的“月”，实则是“肉”的变形。又比如“阜”与“邑”混同为“阝”，只是位置不同罢了。在左为“阜”，大多与山有关;而在右则为“邑”，几乎都能与城邑扯上关系。可以说，这一混同彻底改变了这些部首的表意特征。
而偏旁的变化则更为复杂。同一偏旁可能来源于完全不同的部件，如“灬”可能来自“火”“马腿”或“鸟爪”;而不同偏旁却可能演化为相同形态。我想，这大概就是汉字的迷人之处吧。掷地有声的硬朗中国方块，也真的太博大、太精深了。
从书法美学革新来看，隶变不仅是实用性的革新，更是书法美学的一个分水岭。它打破了篆书全封闭的用笔体势，为书法艺术开辟了全新审美境界。
隶书在构成形式上的扁方、厚重、端庄，为楷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它在线条边缘运用大量装饰性成分，这就极大地拓展了书法造型的表现能力。新笔形的形成让书法家在挥毫时能充分发挥毛笔易于粗细变化的性能，这就很难出现千人一面的尴尬局面。所谓各书各法，各有千秋。这完全是挥毫者个人的书风面貌的个性化呈现。纵横直线、点、掠、波磔、折等笔形的组合，创造出更加丰富多样的艺术效果。这种变革使得书法的情感表达更加自由、多元。作为文人书家，我的书法作品也多有执拗的用笔和顿挫的笔触。这正是得益于汉隶传统中那种“豪放不羁的势态”启示。
从文化传承来看，无须讳言，隶变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因为隶变在推动汉字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文化传承上的挑战。事实上，隶变也增加了以形知音知义的难度。许多小篆中清晰可辨的形声、会意结构，在隶变后会变得模糊不清，甚至完全失去了理据性。比如“夜”字，小篆从“月”“亦”省声，隶变后其意符和声符均发生了讹误变化，二者组合已难以看出原始构字意图。类似的情况在隶变后的汉字中确实屡见不鲜。这就使得人们欲正确分析汉字结构，绝不能完全依赖隶变后的文字，而需追溯至小篆及其以前的古文字。也就是说，隶变在推进书写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古今文字原本一脉相承的连续性。这场书写变革就如同一把双刃剑，既切割出新的道路，也削去了一些古老的痕迹。孰优孰劣，成败利钝，唯有留给时间去考证了。
回望这场“因祸得福”的文字革命，汉字的筋骨已在隶变中得以重新锻造。那些曾经盘旋曲折的线条被时间的重力拉直，仿佛长江黄河的改道，在历史的平原上烙刻出新的迥异于以往的文脉轨迹。但汉字从象形的桎梏中解脱，获得符号化自由的同时，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与物象的直接联系。这就是进步的代价和文明的抉择。
站在今人的视角，我看到文人书法家的笔触间，至今仍然流淌着汉隶的血脉。至少我本人的作品就具有这种特点。那有力而肯定的撇画，偶意舒展、迅疾猛利的笔势，正是两千年前那场变革在当代的温情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