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叙实诗派的由来及其艺术宗旨

作者：子午　　来源：　　责编：周占林　　日期：13-02-04 10:31:39　　点击：

ash;“专注于写作本身”。王家新称，“以写作来承担一切”。唐晓渡则称为“深刻的中断”（他认为80年代先锋诗写作中普遍存在着“不及物”现象）。
    周雷认为：“80年代前期曾有以《今天》诗派为代表的中心存在，80年代后期也形成了《非非》诗派和《他们》诗派两大中心。90年代以来，中心完全消失，而且很难重新建立。……重建中心意味着重建理想价值。”笔者写于1991年5月的《后现代诗的解构和整合》（载1991年9～10月号《诗潮》），也指出彼时所谓的现代诗和后现代诗已经发生（历史性）解构。据此，如按文学史角度的时段划分，这一时期被称为“个人（化）写作”时期；若从更纯粹的诗学视角的时段划分，则习惯上称为“90年代诗歌”（见同期诗歌讨论的核心话题文章及相关的文学、诗学专著）。鉴于其时中国新诗所出现的严峻局面，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于1991年5月2日在北大举行了“1991：中国现代诗的命运和前途”的学术讨论会。研究现代诗歌运动结束后如何使中国新诗更加健康、理性地向前发展。
    2、文化史的现象标志：1993年，全国学界（不但诗坛，甚而文学界、艺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学界）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文精神危机”大讨论。这一持续一年多的学术讨论，深深地影响并导致诗歌界从以“朦胧诗”为龙头的新诗潮因过度关注“诗歌革命”而忽略了甚至排拒传统诗学继承的问题，终于不可避免地摆上了诗歌讨论及诗学争鸣的桌面上来。与此同时，中国新诗从“五·四”发展至今，无论从诗体建设、语言建设乃至美学建设等范畴都远不尽人意。所以，关于西方诗学的本土化问题、新诗的汉语性特点问题和美学建设问题便成了90年代以后（即后新时期）的一个不庸置疑、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3、诗学美学层面的艺术性标志：首先，构成“朦胧诗”“整体朦胧，局部清晰”的词意象手法几已失效，而代之以更为开阔、明亮的句意象手法便成了这一时期一度普化的诗歌写作风潮——关于词意象和句意象问题，最先是由徐敬亚提出，理论上的阐释则始于笔者（见拙论《面临解构的现代诗》）。其次，第三代诗群所呈现的反意象、反抒情、反崇高、反文化等极端倾向（甚至有人提出了“反语言”、“反诗”的决绝主张）此时已深深地陷入了文化上的危机和理论自悖。不少学者（如李丽中、谢冕、吴思敬等）清醒地看到，不但“五·四”新诗“尚未完全摆脱洋味和古味”，“朦胧诗”和第三代诗群在某种程度上也未能与现代汉语在总体上完全协调一致。90年代后，诗歌的语境恰逢其时地出现了两个历史性变化：一是叙事话语的普化；一是反讽意识和喜剧精神的介入。这一语境的出现不但直接触发和引爆了“口语诗”的泛化和面具主义的泛滥，同时更使泛叙实诗歌的诞生成为可能（关于“口语诗”的负面倾向问题，由于篇幅和文章宗旨所限，暂不在此展开讨论）。谢冕不无欣慰地指出：（90年代后）“诗歌已经超越以往所有阶段，而把现代人所处的文化环境当作严肃思考的题目”。“对于中国当代诗而言，……已经不再把‘东方’当作思考的重心，甚至‘国民性’的反思亦已变得不重要，而是萌发于东西方文化汇集交流的人类总体文化的思考”（见谢冕《美丽的遁逸》）。
    4、网络技术层面的传媒形式标志：在紧随其后的90年代中期，由于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而导致了大众文化的勃兴，使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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