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中国新诗导论

作者：　　来源：　　责编：周占林　　日期：12-02-18 16:20:54　　点击：

诗歌语境的变化，使得90年代的诗歌正在和已经“超越以往所有阶段，而把现代人所处的文化环境当作严肃思考的题目”。诗人们“不再把‘东方’当作思考的重心，甚至‘国民性’的反思亦已变得不重要，而是萌发于东西方文化汇聚交流的人类总体文化的思考”（谢冕语）。
　　在诗歌批评方面，由于美学、文艺学、文艺心理学、比较文学等相关学科的长足发展，由于心理批评、原型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语义学批评、现象学批评、接受美学批评、文化—人类学批评的介绍和输入，同时，也由于“旧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模糊数学论）等哲学、社会科学乃至某些自然科学方法的相继引入，无疑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等领域深深地影响并突破了传统诗学、诗论的社会—历史批评模式，为诗学理论及诗歌批评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最直接、最坚实的话语基础。
　　1993年，中国学界对人文精神危机展开了热烈讨论。与此同时，在两个世纪之交，一些思想敏锐的批评家不约而同地尝试以一种更为开阔、博大的目光重新审视过去。黄子平等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一书中指出：“从总体上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人性的挖掘显然缺乏哲学深度。”“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是深刻的、真诚的，有时候又带着某种被扭曲，以至病态的成分，也使文学产生了放不开手脚的毛病。……‘智慧的痛苦’常常压倒了理性的力量，文学显得豪迈不足而沮丧有余。”王家新也深有感触地说：“五·四”以来的新诗有一种“内在的贫乏”。李丽中则直言不讳地放言：“五·四”时期的白话诗“尚未完全摆脱洋味和古味”，直到“今天（指20世纪末叶）的口语诗才与现代汉语在总体上协调一致”。
　　显然，在诗歌的艺术及美学层面，古典诗歌的传统艺术技巧、程式如格律、用典、对仗、比兴……等，基本上对白话新诗已不适用。胡适就曾经提出关于“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不摹仿古人……”等八项主张。而生长在现代汉语大系统里的新诗语言文本，其内在节奏已明显打破了古诗的顿、韵、音节等格律元素。同时，由于语言自身的发展，古汉语中的平、上、去、入四声在现代汉语里只剩下了平、上、去三声（所谓“入派三声”），而与现代口语互为表里的现代诗韵也已迥异于形同隔世的古代诗韵。其次，还有一个文化输入和文化传承中的误读及发生变异问题。在欧洲，从浪漫主义经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是一个长达百年之久的历史过程。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它们却共时地展现在中国新文学创始者面前。“正是这种交叉影响造成了中国新文学流派的不纯性。”（伍晓明语）④
　　但话又说回来，“五·四”白话诗和当代新诗潮运动尽管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不足，但发生在20世纪上叶（1919）和下叶（1979）的两次诗歌革命，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新诗的基本格局、美学路向和语言秩序，并在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中找到了与世界诗歌前沿对话的可能性，为中国诗歌在21世纪的崛起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前提条件及基础。而至关重要的，在文化学意义和诗歌美学上，汉语诗歌在融入世界诗歌总秩序的进程中如何进一步保持和深化其汉语性的特点，这更是中国诗歌（含大陆和台港澳地区诗歌乃至海外华文诗）所应关注的自身建设的重大问题。当然，如何科学、适度地保持和深化这一汉语性的质地及特点，这在世界范围的华语诗歌中，至今还没有出现最理想和最具权威性的规范文本。刘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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