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在第二届陶渊明国际诗歌系列活动座谈会上的讲话

陶渊明的当代意义

　　每当历史面临巨变与转折，陶渊明总会被人重新提起。在当下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生态危机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关注陶渊明，既源于偶然的契机，更蕴含着必然的需求。学者鲁枢元曾在其著作《陶渊明的幽灵》中指出，历史上每当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的本质、生活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时，陶渊明的身影便会再度浮现。这恰恰说明，陶渊明所代表的精神品质，具有超越时代的恒久魅力。

　　陶渊明生活于魏晋时期，那是一个被李泽厚称为“人的觉醒”的时代。当时的思想解放与人性张扬，更多仍停留于观念层面，尚未完全落实到具体的生活实践与艺术创造中。魏晋流行的玄言诗，虽富含哲理思辨，却往往“观念先行，寡淡无味”，如同今日某些过度强调修辞而缺乏生命实感的创作。而陶渊明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将时代的觉醒意识，真切地贯彻于自己的人生选择与诗歌书写中。

　　在玄言诗盛行、兰亭雅集众多诗作已被时光湮没的背景下，陶渊明的诗篇却历经千年而光芒不减。他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其诗歌成就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典范性，更在于实现了人与诗、言与行的统一。他的创作，是从真实劳作与朴素生活中自然流淌出的诗性，这使其作品具有了一种本源性的真实力量。

　　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具体。一个生动的例子是他与苏东坡之间的精神互动。一方面，苏东坡通过校订陶集(如其将“悠然见南山”的版本最终确立)，使陶渊明的诗作得以更完美地传世;另一方面，陶渊明“归隐田园、固穷守节”的人生态度与诗学精神，又在苏东坡身处逆境时给予了其至关重要的精神支撑。这种跨越时空的“相互救赎”，彰显了伟大精神传统在历史中的传承力量。

　　陶渊明的诗歌常被归类为“田园诗”，这与以李白、谢灵运等人为代表的“山水诗”有所区别。关键在于，陶渊明(及后来的孟浩然)的田园是劳作之所、栖居之地，他们的诗意源于“充满劳绩”的日常生活。正如荷尔德林所言：“人充满劳绩，然后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陶渊明的诗意，是与土地、农耕紧密相连的，带有生命实践的温度与质感，这使其诗歌具有了更为本质的生活真实性。

　　正因如此，在历代历史转折或危机时刻，人们总会不约而同地回望陶渊明。从唐代李白、杜甫、孟浩然的推崇，到宋代苏东坡的和陶诗，再到明清时期顾炎武、龚自珍、王国维等人的追慕，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鲁迅、朱光潜等相关讨论，陶渊明始终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被反复阐释。鲁枢元写作《陶渊明的幽灵》，正是面对生态危机，试图从陶渊明“自然与人文和谐”的理念中寻求启示;而在当下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的语境中，陶渊明所代表的“人的主体性”“生命的整全性”与“存在的诗意”，又为反思技术时代人的异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镜鉴。

　　陶渊明精神的核心，在于其展现了一种高度自觉的生命境界：不依附于外部的功利标准，在简单质朴的生活中持守内心的真诚与独立，实现人与自我、与他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种境界，在数据泛滥、算法主导、生态失衡的当代世界，呈现出日益紧迫的参照意义。陶渊明不仅属于中国古代，其价值正日益获得世界性的关注与认可，鲁枢元的著作被海外出版社翻译出版即是一例。在一个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更需强调“修辞立其诚”与“人诗互证”的时代，陶渊明所象征的那种立足生活、充满劳作、精神自由的存在方式，其影响力必将持续扩大。

　　陶渊明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在充满挑战与变革的今天，重读陶渊明，不仅是对一种古典诗美的回味，更是对人之为人的本真状态与诗意栖居可能性的不懈追问。这正是陶渊明穿越千年，依然鲜活、依然重要的当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