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物象与地理诗歌的“光合”

　　近年来，不少诗人专注于植物书写、城市书写等某一特定领域，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诗歌作品。这类诗歌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本质上来说，这类主题诗歌都可以称作地理诗歌。诗人黄世海的新诗集《蜀葵》，就是他在地理诗歌对蜀地物象之美的呈现。这部诗集并非传统意义上单纯描摹景观的山水地理诗，也不是日常记录的游记诗，而是一种蜀地物象与地理诗学进行“光合”的成果。诗人始终作为“地”的亲历者，以刚柔并济的诗心测绘着巴蜀山水与文化风俗，为蜀地风物写出了带有其自身烙印的独特地理诗。

　　不是所有以地理名词或自然风光命名的诗歌就可以称为地理诗，只有具备地理审美和诗学想象的诗歌才能称作是好的地理诗。《蜀葵》所呈现的，便是诗人处理蜀地物象、历史视野和巴蜀性格的独特诗艺。提出“地理诗学”概念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德吉认为，地理诗学的首要目的是通过诗歌来“汇聚大地之美”。这部诗集中，诗人避开了向内挖掘的日常写作，而是选择了走向四川的自然景观，聚焦山川湖海、草木虫鱼，抒发着以蜀地物象为基质、以历史文化和个人体验为桥梁的地理诗美。
 

　　一、以蜀地物象为基质

　　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考察地理景观就是解读阐述人的价值观念的文本”^[②]。诗人们对地理物象的关注，不仅为读者提供了阅读的切入点，也呈现了诗人们的文化想象与诗学赋义。诗集名中的“蜀葵”，原产于四川，是唯一以“蜀”命名的中国古老植物，既可入药，也可入景，更可入餐。诗集由“根深蒂固”、“枝繁叶茂”、“花开花落”、“香飘四溢”四辑组成，正是蜀葵在蜀地生根发芽的四季生存过程写照。蜀葵从“冬的坚硬”中“破土而出”，“在蜀地太极天成”，“你在蜀地就是图腾/认识与不认识，都一茬一茬过来了/一生一世，开出灵性的花朵”(《蜀葵》)。博尔赫斯曾说，见日常所见皆为诗意。正是这么一株日常可见的平凡之花，却有着坚韧不拔的力量。于幽微之处发掘扎根于大地的诗意和灵性，正是诗人才具备的独特眼光。诗人把“蜀葵”拔高到“地理图腾”的位置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在植物自身所具备的坚韧与活力影响下自然而然生发出的一首赞歌。

　　除蜀葵外，诗集中还有不少以植物或景观命名的诗歌。蜀地的一草一木、一景一俗，共同构筑了诗人抒情的诗意沃土。濒危的“红豆杉”与繁茂的“楠竹”在大竹县的五峰山并排，“几千年来，一老一少/彼此欣赏，又互为搀扶/在同一片蓝天，向世人露出各自的锋芒”(《五峰山红豆杉》)。“那一串串变色彩的牵牛花，绽放在山涧、田野/像川戏，正在上演一场变脸”(《变色牵牛花》)。不论是植物还是景观，是川剧等传统艺术还是盖碗茶等民俗，勾勒出了“蜀”文化标签下的诗意世界。地理景观作为抒情主体的客观对应物，具备了千年来不断被再叙述、再赋义的价值，也不断在语言中生生不息。

　　用语言还原自然之美本非易事，稍有不慎便容易让自然景观成为龟缩在诗行中的死物，失去灵魂与活力。过于投射个人的情思又可能导致诗行成为情绪的发泄口，让自然景观成为单调的陪衬。但在黄世海的诗歌之中，人与自然从来不是红花与绿叶的关系，更不是强行让“物”成为自我投射的奴隶，而是通过拟人手法让“我”隐身，浑然天成地回到自然。因此，他的诗歌质地是柔和的，没有一个尖锐突兀的“自我”形象始终横亘在时空之中，而是完好地将自身幻化为自然的一部分，实现了更高层次的物我共鸣。“我想站在金灿灿的/祥光里，或山峰最高处/做一束闪烁的光芒”(《金顶日出》)海德格尔曾说，“诗并不飞翔凌越于大地之上以逃避大地的羁绊，盘旋其上。正是诗，首次将人带回大地，并因此使他安居”。蜀地物象在诗集中正是这样一种存在，将人带回大地，回归到自然本身，达到一种视觉的享受和精神的归乡。
 

　　二、以历史视野为光源

　　除了要有蜀地物象这一土壤，还要有源源不断的“光源”才能完成一场诗意的“光合”。诗歌之所以能够重新发现并激活地理景观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诗人关于美的发掘力，更在于诗人基于历史视野的观照与诠释能力。这种历史视野考察的是诗人处理历史文化、诗歌语言、具体物象的能力。“它们从海里来，曾经的汹涌/把灵魂凝聚成石头/排列我眼前”(《兴文石海》)。“水，一旦赋予了姓氏/就与众不同/……有个性，也有节奏/唯有在天府之国，在都江堰/李冰名下，就会变得/如此温顺，或如此的甜蜜”(《都江堰的水》)。石头因“曾经的汹涌”而获得灵魂，水因被赋予“姓氏”而有了个性。个人化的历史视野和厚重的历史渊源相融合，在文学话语和历史话语的脉络中，有效构筑起一个富于包容力和解释力的阐释框架。正如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所说，在任何时代的诗歌中，具体与抽象的融合、思想的空间方面与观念方面的融合，始终是每一种体裁中诗意形象的主要特征^[③]。一颗普通的石头、一条常见的水流、一座座看似无差别的山峰，都是因为被重新叙事而克服了其单一地理坐标式的贫乏性，呈现出历史的纵深与空间的张力。

　　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完成对历史的招魂，就在于创作者对“不在场”之物的可感化书写。“在九丝城镇，我看见当年的僰人/用过的石灶，还散发着余温/或许是当年的火，烧焦了鸡的灵魂/至今还保持着乌骨的躯体”(《僰王山的魂》)。如何抹去时间的尘埃，如何从空间的束缚中突围，使历史重新“在场”，正是具备历史视野的诗人需要思考的问题。诗人试图通过感官体验来回溯那些古老的历史文化。先秦时期的僰人用过的石灶自然不可能至今还留有温度，但恰恰是这种具体的温度感知和视觉描摹，让“僰人”从历史的痕迹中“复活”，完成了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正因为有了历史光谱的灌注，地理符号才拥有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三、以巴蜀性格为养分

　　蜀地物象是黄世海诗歌生长的土壤，历史视野是映照其脉络的光源，而融入了军旅气质的巴蜀性格，则成为其诗歌最具特质的养分。与其他书写地理诗的诗人相比，有着数十年军旅经验的诗人对地理的美学反应呈现了更为个人化的特征。“我站在独秀峰之下，满天霞光/照见在我脸上/用微笑的方式，引渡/灵魂深处，一生的豁然澄明/此刻，我双脚自觉地成立正姿势/像独秀峰一样/久久地站在那里/与它们一起，仗剑天地”(《独秀峰的秀》)。独秀峰的霞光不仅是一道美景，更是一条连通人与自然的内在线索。霞光的“微笑”之所以能够给诗人带来顿悟体验，恰恰是因为诗人的自我感知与独秀峰“性格”上的共鸣。诗歌的重点不在于展现多重性格，而在于牢牢持守住一种性格。至此，霞光所笼罩的物理空间与诗人“仗剑天地”的心理空间完美叠合。在这里，诗人完成了三次修辞。第一次是霞光作圣光，第二次是独秀峰作战友，第三次是“仗剑天地”的物我交融。修辞中的情、语言中的境，以一种率性直接的方式完成了以情入境的同构共振。

　　“自古文人多入蜀”。中国文学史上大量的“咏蜀”作品早已为此地的地理诗做好了历史的沉淀。因此，如何刷新文学与地理的链接成为诗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正如诗人在诗集后记中所说，“我始终警惕诗歌写作中浪漫化的乡愁叙事，那些被人们反复吟咏过的蜀地物象，都要以个人的经验去重新加工、提纯，不然，就会落于俗套”。纯粹的描摹只会放大地理景观的空洞而缩小诗人自我的存在，过重的情思又可能导致个性对情境的碾压。只有和自然景观具备相似气质的诗人，才能够跳出下意识迁就地理或改造地理为己用的窠臼，才能浑然天成地造就人、地、物的和谐美感。在这里，黄龙溪的氤氲可以洗净尘世烦恼，四姑娘山牧童的口哨坦荡而纯粹，若尔盖的草地在马蹄下风姿绰约，而“我”选择为了“高兴”而“继续大醉/也不枉来此一回”(《漫步窖香之中》)。在诗人这里，诗歌不必是多愁善感的，人在大自然面前也不必是渺小微弱的，既可以选择在金顶日出“随遇而安”，也可以选择“与石头一起，洁身自好”(《罗浮山石头》)。能够与自然同频共振的人，也能够从其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以供应自身。这种根植于巴蜀地域中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缔造了其诗歌中的“积极主体”：热情、昂扬、充沛、通达。这种精神“内面”的饱满与物象“外部”的丰富实现了诗学意义上的相互成就。

　　巴蜀性格这一点睛之笔，让地理诗实现了从山水的浪漫向人的浪漫的转向。张桃洲曾说，地域性只是一个创作的支点或起点，最终通向的是一种普遍的人性关怀和独特的语言创造^[④]。可以说，地理只是这类诗歌创作的一个轴心，最终指向语言在诗性表现力上的净化和人性对自然的回归。
 

　　结语

　　“地理讲的不仅是景观，更是人性与大地的互动。”^[⑤]诗人毫不隐藏地表达着自己的诗学追求，“你在泥土与杂草的缝隙/蝶变，蓬勃。若我这首枯萎的诗/能够助你永不凋谢/请拿酒来，浇灌我的灵魂”(《枯萎的花朵》)。可以看出，蜀地的地理坐标并没有成为束缚诗人创作的牢笼，反而给予了诗人更大程度抒情言志的自由。正如西渡所提出的“幸福的诗学”，诗歌应表达对生命的热爱和肯定。他不是用诗歌来描摹外部世界，而是让诗歌接受自然的回馈和温养，以巴蜀性格和历史视野浸润蜀地物象，完成一场灵魂的“光合”。整体而言，《蜀葵》不只是巴蜀赞歌，更是融入了地理审美、历史视野和巴蜀性格的“感性诗歌”，具备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召唤性。这部诗集是外在景观与内部精神的互文，也是对传统地理诗的更新。我们可以期待诗人黄世海创造出更多独属于这片大地的诗歌财富。
 

　　作者简介：曾子芸，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国新诗研究。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5.

　　[①] 曾子芸，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国新诗研究。

　　[②]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5.

　　[③] [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陈慧,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416.

　　[④] 张桃洲.地域写作的极致与囿限——读雷平阳的诗[J].当代作家评论,2007,(06):87.

　　[⑤] [美]段义孚.浪漫主义地理学[M].赵世玲,译.台北:立绪文化出版公司.2019:35.

　　诗人黄世海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