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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差异”带来的文本张力
如何培植语言活力，让语言元素更有弹性，精神维度更加开阔，长期以来一直是散文诗如何摆脱语言困厄走向纯粹化的问题。在语言活力的创造上，具象性的描摹其实已不重要，也不再因某一个固定的词义给文本带来束缚，应以一种“倾向性预谋”来结构语言，设置诗的意义指向，使诗文本时时出现“差异”，意蕴含蓄、多义。但是，语言的活性靠什么？这正是每位诗人要思索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一些诗人对语言的探索，不是在于字与字、词与词、句与句之间如何进行“有效的缝合”，而是在“随意的堆积”。口语化、陌生化、媚俗化，让诗性大打折扣。语言是自由的，也是无辜的，只是我们，人为地将语言进行了幽禁，成了一种固定了的石头，摸起来冰冷，没有生命的体温。
诗文本“倾向性预谋”让诗内核的弹性与张力骤然增大。不论是博尔赫斯、米沃什、叶芝、塞弗里斯、里尔克，还是博纳富瓦、但丁、布罗茨基等人的作品，其中所隐藏的文本喻义，都能进行一定的细读。创作中，诗人处心积虑，对诗歌进行“意义整合”、“意义分解”和“意义解构”，同时也注重语言功能的“神性”提醒所带来的审美意蕴的改变。使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差异感”，更为凸显、强烈。如圣-琼·佩斯的《雪》：
“恰似一柄刚出鞘的宝剑乍现的一颤……雪在下，看呀，我们来说说它的奇妙吧！静悄的黎明周身丰羽，像只传奇的巨枭，一任精气吹拂，鼓起它那白色大丽菊的形体。奇景和欢乐从四面八方朝我们涌来。让我们朝那露天茶座的门面一一致候吧，恰是旧年夏天，那位建筑师就在那儿指给我们看过夜鹰下的好些卵。”[⑨]
丰沛的语言镜像，强化了内蕴，拓展了文本的精神维度。与圣-琼·佩斯一样，贡戈拉的“快马，披挂着灼热的尘土腾飞，在如尘的火焰中奔驰。”也是一种“神性的”提醒，让他沉醉物象的腾踔中。在时间的深处怀想，承转自然的人生感悟，状物之切，传声之活，使其写作成为真正意义的文本写作。更让诗人真切触摸到了语言的温度和灵动。那些在语言上随时抛锚的人，当他（她）停泊下来时，蓦然发现，所有停泊之地原来是一片流沙，无法固定心灵的船体。对于语言来讲，确乎形成了一股子较强的震荡。为什么不向周围看看呢？为什么一只鹰，却能在狂风中固定自己的身体，悬浮天上？既使有大风一样的巨力，也不能将之撼动！这就是“神性”的启引！当埃利蒂斯的光明从天外缓缓飘来，那一种“神性”（“诗性”）的启引，就会在有意无意间，将自然生命呈显在精神的浩大光芒中。在诗人的认知下，每一株草每一朵花、每一条河流每一道山峰，都有博大的奥秘。
这种由语言镜像折射的思理之美，使诗文本“终得以远眺神明的宁静”（瓦雷里）。在趋指“意义”的同时，又能消解意义本身形骸而托诸其上，把自己也变成了一朵花、一束火焰，以一道美妙的“风中之光”，穿越诗的长天和大海。接下来，“有记性的人们忘却了种种苦楚，我们双鬓惟有床单的清香。”这一个细节强调的“差异”，语言镜像不同，这种不同，是与整体相联，除此之外，也许不能独立，但它最终又能在整体中复归意义本身，审美喻象显而易见。
大量中外优秀散文诗，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如何如何机械理解。但是一点，我们要接受而不是排拒当下诗歌创作的语言系统，让技巧或经验从文本的外围楔入，加强直接的或间接的个人经验，以便更好提炼诗性。事实上，词与词的组合，词与句间的配合，都存在“差异”，就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会让人发现与词之间绝妙的缝合。这种缝合，有时会嵯峨起伏，有时让人感受如同平地。这是由个人创作经验决定的。对于个人经验而言，我无法不暂且离开表像内容，去寻求一种“差异”，从而在文本里找到“真正对应”。同一题材，每个诗人审美标准相异，在接受个人经验同时，有意“淡化”、“抵触”乃至“消解”间接经验所带来的这样或那样对文本有影响的不利因素。还有，一位诗人的诗学品藻，完全取决诗人组构语言的能力、“倾向性预谋”的高度和对自身的语言系统不断摧毁不断建构的力量。卢本·达里奥的《理想》向我呈现的，也正是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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