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健诗歌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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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健诗歌的心路历程

作者：单占生　　来源：中诗网　　责编：周占林　　日期：13-05-28 09:17:57　　点击：

约姆?阿波利奈”，这是大题；下面一组诗的题目为：“A阿波利奈能来我当然也能”、“a‘我’的含义”。26组诗从A、a到Z、z，构成了26个英文字母的首尾整合，也构成了一个可以进行无限自由创造独立自足的空间。一组诗是一个小的独立自足的诗性空间，一部诗是一个大的独立自足的诗性空间。这样的组合在形式建构上有着严格的规律，而在内容的选择上则有着无限的自由。把严格的规律与充分的自由结合在一起，其实是陆健诗歌创作长期坚持的基本现实，也是中国诗歌乃至世界诗歌长期呈现给我们的基本规律。由此，我们可以想起陆健的《名城与门》，想起中国的古典诗歌，想起西方的十四行诗，更让我们想起诗的仪式性存在这个问题。
　　毋庸置疑，在涉及文学的所有文体中，诗的文体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形式。这种文体特殊就特殊在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字呈现样态，而且还是一种仪式性存在，是一个有着仪式性介质的场。在这个具有仪式性的场域，文字所指涉的现实事物或者在此发生了变异，或者在某些方面得以强化或弱化。当一个诗人连同他的写作对象进入这个仪式性场中时，他不再是一个生活在世俗世界的凡人，而是一个沉浸在诗性仪式并具有诗性思维的诗人。写作在此时此地成为一种仪式性行为。诗人通过仪式性行为超脱出现实世界进入另一个空间当中成就个人的反思与冥想，完成自己的诗性经验。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诗的此种仪式性存在在中国古典诗体形式上呈现得比较明显，而新诗则很难使诗仪式性存在通过形式感得以呈现。因为藉由仪式所进入的空间既然是一个神圣的空间，这中间当然就有许多规范，而这些规范也会反复显现在诗歌形式之中，并成为一个作品内在的、合乎逻辑的推动力量，也成为诗人创作行为和诗歌作品成形的图腾标识。中国的古典诗歌、西方的十四行诗都充分利用了仪式性的形态动力和标识暗示，新诗则把这一诗性动力及标识弱化了。对于更加趋向于“思”与“批判”的新诗而言，失去这一仪式性的形态动力，应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因为“思”的自由弥散也许并不必须借助某件规范，或者说“思”的自由弥散本身就不适宜有过多的规范。但是，如果我们站有“诗”的立场而不仅仅是“思”的立场上来思考这一问题，我们把“思”放在“诗”的场中来思考这一问题，也许就会发现诗的仪式性存在对于诗的非凡性、神圣性是多么的重要。把“思”放在“仪式”性的形态之中，让“思”不失其自由与敏锐，使诗呈现出具有仪式性图腾感的形式存在，这大概应是一个有价值的想法。如能在此方面做一些探索，那就是一种有价值的诗性行为。有意思的是陆健不仅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有意味。也许，陆健并没有如笔者说的这样去想，但他作的诗的仪式性形式探索，的确给了我们许多启发，同时也使他的诗作更具诗性。他为他自己和他的写作对象构筑一个“场”，这个场有着严格的秩序。也许正是因为此种秩序，诗人的创作诗思获得了最大的自由。
　　其二，自由的言说，自在的深思。
　　通过严谨的秩序而获得自由，其实是陆健常用的方式。通过对陆健诗歌创作的系统了解，我们就会发现，陆健对诗是一种形式化存在这一特征似乎早已心知肚明。和其他文体相比较，诗的形式化存在构成了这一文体的最基本特征，同时也是其本质特征。通过形式化呈现，使诗人和他的写作对象一起进入一种具有诗性的仪式性庆典活动之中。在这种诗性庆典活动——写作过程中，诗人和他的写作对象再也难以分出主客体的成分，再难分出诗人与诗。但是，当诗人与他的写作对象一旦走出这种仪式性庆典的“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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