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地域性”写作的样本

　　在诗歌出版普遍低迷的当下，北岳文艺出版社集中推出以六位黎城籍诗人为创作主体的《黎侯虎丛书》，一方面体现了编选者独到的艺术审美眼光和助力“地域性”写作的担当，另一方面也展现出编选者推动诗歌出版的胸襟和气度。放眼中国当代诗歌史，诗歌丛书的出版由来已久。这种通过特定编选理念、主题方向和相应规则，以集群方式系统展现某个诗歌流派、抑或特定时期、特定群体(地域)的诗歌创作成果的出版行为，都会从诗学研究、受众阅读(传播)、社会效应和艺术呈现等方面产生相互融合叠加的“辐射”效应。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诗作者而言，也是一次诗歌成果和艺术风貌的“列队”检阅，更是警醒诗写者在全球化语境下坚守“本土文化”挖掘，从中汲取丰富创作养分，创作更多更具艺术风格独特性、艺术审美独异性诗作的一种鞭策。
 

上篇：“辐射”效应与诗学价值
 

　　其一，文旅融合的有益尝试。《黎侯虎丛书》主编张晓明先生在总序中指出，这是缘于“跟着书本去旅行”的需要而谋划出版的黎城“文旅品牌”丛书。如此来看，这套丛书的出版，是在文旅融合的时代浪潮中，担负起文化传播和以文促旅新时代使命的一次有益尝试。诗歌作为人类文明的璀璨明珠，从古至今，在文明的传承延续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每一首经典诗歌都是特定地域、特定时代和民族情感的结晶。比如，白居易的《忆江南》、王之涣的《鹳雀楼》、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崔颢的《黄鹤楼》等千古名篇，不仅为山川湖泊等自然景观，也为古迹遗址等历史文化遗产赋予了鲜活的艺术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从本质上讲，诗歌创作与文旅产业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紧密关系。游客通过诗歌阅读，对祖国名山大川产生心驰神往的审美联想和探寻游历的冲动，诗歌通过文本呈现的绝美意境提升游客的游历体验，与诗人产生情感和艺术的共鸣，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心灵净化。这种诗情、诗景交融产生的深切体验，经过口口相传，必然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从而，为文旅产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价值的最大化提供驱动力，形成诗意在旅途中流淌、文旅因诗歌更具魅力的良性循环。

　　“黎城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太行揽胜，康养福地，山水名城，戏曲之乡。《诗经》于她不吝篇章，《尚书》与她叙事略详”(张晓明《黎侯虎丛书》总序)。从地理上看，黎城处于晋冀豫三省交界，雄踞太行之巅;从历史上看，黎城是古黎侯国所在地，文明史长达5000年，文化底蕴深厚，文旅资源丰富，为历代文人墨客提供了丰沛的文艺创作源泉。这套丛书的六位诗人，或生于斯长于斯，或在此地工作、成家、定居，对黎城本土文化有着深厚浸染和价值认同，创作了大量以黎城为艺术参照的诗篇。在这套从书中，诗人姚江平的《山水之间》《土豆开花》《浊漳河》等系列组诗和长诗，吴海斌创作的《太行草木》《喷泉里的村庄》《广志山落日》《洗耳河至伟人峰，是人间的隐喻》等诗作，抒写的都是黎城的山水胜迹。在此之前，吴海斌和朱枫还曾主编过一本名为《诗意黎城》(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所选诗作皆为古往今来关于黎城的经典诗篇。可以想见，随着这些优秀诗作的传播，必将会吸引更多游客到黎城来，领略这一方山水的雄奇壮美，感悟这座太行小城独特的文旅魅力。

　　其二，“长治诗群”的新收获。“长治诗群”崛起于本世纪初，其明显标志就是先后有六位诗人参加《诗刊社》“青春诗会”，5位诗人获得过“赵树理文学奖”。在国内享有盛誉的作家出版社于2009年4月编辑出版了《太行诗丛》，集中展示了郭新民、王太文、金所军、姚江平、吴海斌五位长治诗人的创作成果。国内多位著名诗人和评论家都曾撰文评述，在中国诗坛引起广泛关注，产生了巨大影响，“长治诗群”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在此期间，长治诗群中的多位诗人相继出版个人诗集，同时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类诗歌论坛、诗人博客等新兴传播媒介的兴起，也为“长治诗群”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在此后十年间，受社会大环境影响，“长治诗群”的发展进入一个相对趋缓的阶段。诗人们的创作激情、在诗坛的活跃程度都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群体面貌也渐趋模糊，在诗坛的影响力也日渐式微。2014年11月，长治市作家协会主席郭俊明先生主编的《惊蛰诗丛》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编选了秋临、周晋凯、赵立宏、吴涛四位屯留籍诗人的诗集。同样，受社会大环境影响，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当然，造成这种结果固有其不可抗力的客观因素，但主要的还是深层次的、诗人主观能动性方面的一些因素。比如，诗人处于创作调整周期的挣扎与苦闷、生活生存和工作压力的掣肘、本土诗歌评论人才的短缺和诗学研究的相对薄弱等等，都一定程度上迟滞了“长治诗群”的进一步发展。

　　光阴总是在不知不觉间流逝，很快就到了本世纪第三个十年。就在人们被经济全球化浪潮裹挟而迷茫、错愕之际，《黎侯虎丛书》的出版仿如一记春雷，在2025年春雪初融时节于太行之巅鸣响。实事求是地讲，听到这个消息我是非常之喜悦和兴奋的。一套丛书，六位诗人，数年之功的创作成果，可谓“长治诗群”的一个新的收获。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这六位诗人中有3位参加过“青春诗会”，2位获得过“赵树理文学奖”，他们是“长治诗群”的优秀代表。在这套丛书的首发式上，无论是代表官方的宣传部、文联等组织，还是代表民间社团组织的作家协会、评论家协会、朗诵家协会以及新闻媒体的代表都给予高度重视，对丛书的出版从多方面多维度予以高度评价。首发式结束后，官方媒体和各类新媒体平台相继报道推广，诗人张奕更是写下洋洋万言、文采飞扬的评论文章。就目前来讲，这套丛书已引起广泛的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诗学研究的深入，其必将会对“长治诗群”的再崛起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必将会在长治文学史上留下重要一笔。

　　其三、“地域性”写作的诗学价值。关于这套丛书的诗学价值，可以从“地域性”写作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和评述。首先是丛书的命名，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黎侯虎”是起源于商周时期以虎为图腾的民俗，是传统手工艺品黎城布老虎的代称，经过3000年历史演变，具有丰厚而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精神象征意义。太行山高，黎侯虎啸，气势磅礴，声震远方，代表着诗人在艺术追求和精神塑造上的高远追求。其次，六位诗人在同一地域的诗歌耕耘，必受益于这一方土地的人文历史滋养。同时，作为生命个体，每一个人受教育程度、人生阅历、工作经历和家庭环境的不同，也必然会对诗歌创作产生不一样的影响。每一位诗人的创作风格、语言特点、美学追求和思想境界的不同，在诗歌创作中也必然会呈现多元化的艺术风貌。第三，从文艺创作规律的角度讲，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全球化语境下，文艺(诗歌)创作的方向和价值追求发生巨大改变，如果是盲目的追逐潮流和国际接轨，必然会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只有坚持“地域性”写作的上下求索，坚守以“真善美”为伦理基础的诗学价值追求，从尊重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的角度切入，深入挖掘个体日常生活细节、探微文化背景肌理，通过诗歌创作个体经验的棱镜，折射出被遮蔽历史褶皱和地域文化传承的主体性和当代性，方能实现个人意义上的突围和群体呈现“辐射”效应的最大化。这一观点形成的理论依据，是源于局部和全体的辩证逻辑关系。正如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言：“真理是全体，但全体只有通过局部才能实现其自身”。在这两者关系中，“地域性”写作即为局部。由此推断，《黎侯虎丛书》虽有着诗学概念上的“地域性”标签，但其内在仍然具有引发广泛审美共鸣和诗意魅力展现的艺术品质。假以时日，随着更多研究者的参与，必然会产生“经得起时间摩擦的内在价值”。
 

下篇：“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艺术风貌
 

　　太行山层峦叠嶂，气势雄伟。每一座山峰都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和风貌。通读《黎侯虎丛书》六位诗人的诗作，同样会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艺术感受。
 

姚江平：“乡村哲学家”的山水情怀

　　著名诗歌评论家李犁在《从大地之子到乡村哲学家》一文中，对姚江平其人其诗有过精准概况和高度评价。笔者也曾写过一篇以《迎着风吹来的方向》的诗歌评论，从另一个侧面对姚江平“大地之子”和“乡村哲学家”的诗歌身份予以认证。读他的诗，我常常会深陷其中，仿佛仰身于青青草地之上，在旷野的风吹拂之下，乡土的气息丝丝缕缕沁入肺腑，比之美酒更加醉人。

　　他入选这套丛书的诗集命名为《土豆开花》，与他此前出版的《夜的边缘有一棵树》《这些草》《大地大地》等诗集一脉相承，“根性写作”特征明显，乡土气息扑面而来。“正如他生活的太行山，他厮守的黎侯城，他心仪的洗耳河，那些寂寞难耐的远村、古老淳朴的院落、憨厚老实的乡亲，都是他魂牵梦绕的诗歌元素……他的许多作品，写的都是黎城的梓里乡情、山水风物、时光幻化、荏苒变迁”(郭新民《黎侯虎丛书》序言)。这本诗集中，精选了姚江平近年创作的八首组诗和九首长诗。无论从创作体量，还是作品质量上看，姚江平都是一位毋庸置疑的实力诗人和成熟诗人。从诗歌主题来看，有对故土家园、亲情友情的深情表达，也有远行游历、对更为广阔世界的探寻和诗意关怀。他的组诗《山水之间》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抒写了对故乡的爱有多么深沉。“像一群羊路过/一片青青的草地/贪婪/似乎要把黎城这块大地/一口吞下”。他和故乡，是羊和草地的关系，是任何外力和诱惑都无法分割的血脉情谊，是从血肉和灵魂里流淌出的赤诚热爱。这一份爱，纯粹的令人心疼，干净的令人神往。在他的笔下，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是美的化身，都是幸福的载体。“一棵细小的根部带着湿土的青草/被我深深地弯下腰，轻轻地/把它连根拔起，小心翼翼地捧在手掌心//夏日盛大，我带着一棵草/直着身子，穿行在轻纱帐里/心思犹如草尖上的露珠般晶亮”(选自《我弯下腰身拔起一棵谷草》)。这些质朴鲜活的诗句，在他和故乡之间、在他的“根性写作”实践和艺术风格形成之间“起承转合的不着一丝痕迹”。他的长诗《玉米书》《抵达大地》《我的大西井》，为我们呈现的是一幅幅乡土中国的诗画长卷，是一个“大地之子”倔强生长的心灵史，是一个“乡村哲学家”胸怀苍生大地的忧思和悲悯，是《再大的容器也装不下这一山的朴素和盛大》的深情吟唱和赞美。

吴海斌：一个对静默有所期待的人

　　著名诗人郭新民对吴海斌的评价是：“他在长治诗人中是一个异数，用西方语境审视生活，现代性、实验性、颠覆性是他诗歌超现实主义写作的一大特点，他不满足简单的机械性呈现，以一定结构性、镜像式的反映，对人生和世界的本质，以及内心的忧郁与孤独予以理解”。

　　从文本角度讲，吴海斌的诗由内向外散发着一种“寂静明亮”气质。比如他的诗作《稻田里的白鹭》，“它们在躺倒的水田里，是立着的/一页空白。细长的双腿/白色的翅膀，越来越清晰//它们中间有几只飞起来，飞得并不高/还有几只，把嘴插进水田的更深处/稻田里的白鹭，白得像一页纸//它显然要把我这个笨重的标点/留在原处，停顿在特制纸的边缘//我在喧哗声中，成为/一个对静默有所期待的人，成为/一个在黄昏对孤独图景毫无办法的人”。他写的是白鹭，也写的是自己和某种自觉的意识，对“静默”的状态、对“孤独”的宿命、对所有因诗歌之名结缘结义和追求精神至纯价值观的“小众”群体的心灵抚慰。正如他在诗集后记中所言：“我孤独时，诗是我的依靠。我穿过拥挤的人群时，诗在草地前面等着我，它和我的孤独一样，让我们彼此等待和相守”。这种等待和相守是值得的。人生之旅何其短暂，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是岁月长河中的一朵浪花，都是白鹭在水田中的一个虚幻倒影，寂静明亮的时间流逝和沐浴精神之光的诗歌写作，才有可能为短暂的人生赋予诗意栖居的永恒。

　　对于诗歌的品质，他有着清醒坚定的认知。在他看来，“真正的好诗，让你阅读时会出神，会停下来。读完了还会返回来再读一遍”。比如，他的诗作《青海湖，使用着它的幽蓝》，“我看到，众多的鱼群/跃向高空，散开，如鳞样的云图/让高原的众水，闪耀着幽蓝的火焰//我用一个省的海拔，一个省的维度/撞碎无边的寂寥，缚住裙裾上翻滚的/油菜花，格桑花，和狼毒花//我点上一支烟，吹响口哨/如掉在地上的一块磁铁/左眼隐藏着忧郁，右眼放射明媚”。在我反复阅读这首诗时，不由得想起初见青海湖的情景，浩淼幽蓝的湖水以直击心灵的清冽从天边向我涌来，那一刻，我已无我，就要化作一滴湖水义无反顾地融入波光粼粼的水波之中。我想说的是，在此刻，读着海斌写给青海湖的这首诗，一个个词语、一行行诗句，犹如青海湖此起彼伏的波浪和涌动闪耀的波光，击中心灵，洗尽尘埃，我也愿意成为那个“对静默有所期待的人”。

朱枫：参悟“风吹响叶”的禅意之境

　　对于诗人朱枫而言，黎城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在这里参加工作、娶妻生子，几十年间早已在自己的血脉中融入了黎城的基因。他的诗作，无不体现出他对于黎城的“一草一木、一石一鸟，对底层的弱势人物，怀着诗人的悲悯，给予关切，给予共情。他的诗歌如绘画小品，哲思与意境紧密结合，不着过多的笔墨，却是神采飞扬”。这段话，是郭新民先生对朱枫诗歌创作特色的评价。郭先生是爱才惜才之人，对于朱枫的英年早逝深为惋惜。在笔者看来，朱枫的生命之旅虽显短暂，但由于他在有生之年，写下那么多诗意隽永、诗境高迈的诗篇，其生命的厚度永远值得我们记取和追怀。

　　朱枫是一位坚定的禅诗写作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整体诗风恬静、淡然，他的诗作大多精致、短巧，总能带给我们一种雪落无声的静寂体验。“看着雪花降下来，看着/一只隼降下来。我的眼光/就降下来，落到一片一片/雪中露出的黄土上面//天很辽阔，雪花落下来/地很实在，隼鹞落下来/灵魂安静，眼光落下来//我欣赏降落的高度/沉入恬静，淡然的境界 ”(《落下来》)。这的确是一首进入“淡然的境界”的诗歌。诗人的目光从天空开始，经由雪花、隼鹞，抵达灵魂。通俗地讲，雪花降落的速度和鹰隼降落的速度、路线、方式，以及形而上的意义是没有可比性的。他为什么要在一首诗的开始就设置这样一个阅读的、令人匪夷所思的障碍。就在你迟疑的瞬间，抑或是犹疑的瞬间，诗人的目光由外向内发生了转变，以天之辽阔、地之坚实、灵魂之安静，为我们打开三扇启迪之窗。原来诗人关注的并非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无关紧要的外在意义，诗人所“欣赏”的是“降落的高度”，是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境界，是诗人的心灵和诗思在经历了一个复杂渐变过程后，才由自然的、常规的、或许还有些迷茫的状态，过度到“欣赏”的认知。

　　在另一首《独坐》的诗作中，同样能感受到他对这一认知的坦陈。“水中的一块老石头，他安静的/看着水面的那只鸟/风吹翅膀，甚至吹没了它飞翔的欲望//水边的白芦荻木然地摇动/那些水荭子/不知何时已丢尽了满面的红光//再多的水也不能让一块石头轻浮/一个上午，我用一支苇草/把自己运到了那块石头上”。这首仅有九行的小诗，从“他安静”的看着水面、水边的景物，让心灵从“梦想”的高度慢慢降落，最终落脚于“那块石头上”。妙就妙在，诗人仅“用一支苇草”就把“自己”安放在“独坐”的境界中。这使我想起佛教禅宗祖师达摩“一苇渡江”的传说。可见朱枫兄对于人生和诗歌的参悟，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遗憾的是朱枫兄并未看到这套丛书的出版。“他用燃烧的诗魂，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诗歌艺术的生命科历久弥新，天长地久，诗歌的翅膀将飞向遥远，或可飞向永恒”(郭新民语)。
 

张红兵：透过《风雅之镜》观察世界

　　张红兵在其诗集后记中说：“诗集以《风雅之镜》来命名，请不要误会，我只是通过风雅之镜照见了自己的不风雅”。可见，他对于自身和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始终保持着认知的清醒和观察的自觉。

　　在其诗作《风雅的镜子》中，他并未着意“镜子”本身，而是强调一个时间点——“这些明朝的风雅人物的镜子在史书上一面面打开让我照”。这面镜子，因此获得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意义，历史人物和自我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关照的平衡关系。 “从柳敬亭的满脸疤瘤我照见了我自己/从朱楚生的忧心忡忡我照见了我自己……”。诗人用六个“从……照见……”的句式，与六位“历史人物”进行跨越时空的对望。事实上，这六位历史人物，除柳敬亭外，皆为明代文学家《陶庵梦忆》文集中记述的三教九流。他们之中说书、唱戏、雕刻、茶艺、丹青各式人等，皆具才艺和风雅之姿。诗人自愿把“风雅的部分留给爱风雅的风雅公子张岱”，把“不风雅的部分”留给自己。那么，“不风雅的部分”又指的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我们当下的生活和在迷途中、名利场挣扎的“当代人”。在这首诗中，我并非是我，而是“我们”这个群体。这使我想到，人类文明的发展，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科技文明、物质文明高速发展，而精神文明却处于一个“停滞”，或者说“溃退”的状态。“风雅”这个具有中华文明鲜明特征的品德，早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殆尽。何以至此呢?我们当然可以把原因归结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而其真正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守住传承文明的本心。所以说，红兵兄的这首诗，是一首颇具当代性和反思意识的警醒之诗。正如郭新民先生所言，“他有时仿如在述说诗歌的无奈，其实是通过诗歌回答了他的坚守和拼搏”。

　　张红兵的诗歌从总体上看，既有抒情性，更注重叙事性。在其诗作《我的身体里养着一只天鹅》中，他说：“天鹅的长颈只是它的一只抓鱼的胳膊/自然选择，让一只大鸟有了属于自己的样貌/希望我不是在普及生物学知识”。诗歌的语言朴素而写实，没有形容词的修饰，节奏也很慢，有一种从容感。在第二小节，他继续讲述：“不是白天鹅也不是黑天鹅而是灰天鹅/它们不在水中游弋觅食/而是在湖边接受人的投喂”。在某一个层面，天鹅之美，也属于风雅的范畴，而此刻本应在湖面游弋觅食展示自然之美的天鹅，却在 “接受人的投喂”。或许，接受投喂的天鹅，能为人类提供一些浅表的情绪价值，而人类的浅薄也在此刻暴露无遗。“这时的曲项可以用长脖来代替/这时的婉转可以用扭曲来代替/天鹅如果也做梦，这时远方/可以用今夜鹅屋里美丽的梦来代替”。读到这里，真是感受到一种深深的羞愧。我们人类中的大多数，正在失去发现美、欣赏美的眼睛。“我看见了正在吃食的天鹅/我没有作长久的停留/或许我身体里正养着一只灰色天鹅/我既与它抵牾争执又与它朝夕相处”。这是最后一节，颇有画龙点睛之妙，让人久久沉思。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养着一只天鹅多么美好。可是，我们有吗?

桑小燕：在鱼的背上倾听遥远的呼唤

　　庄子《逍遥游》开篇有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桑小燕将其诗集命名为《北方有鱼》，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诗人奉行的正是这种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人生观。“当鱼儿跃出水面，奔向辽阔的天空，大地将被覆盖/我愿意站在鱼的背上，倾听遥远的呼唤/那些苍茫的声音，有着岁月的磨砺”。这样的气魄，在女诗人中是不多见的，颇具浪漫主义情怀，诗歌的隐喻性和幽微的神秘性也在此刻“跃出水面”，化作带着羽翅的诗行。“我愿意在强大面前变得渺小/我愿意在渺小面前变得强大/我把沉默许久的心贴在鱼的心上/我抱着希望和力量，倾听远方的声音”。诗人的哲思和情感不同于哲学家的严谨、理性，她有着细腻的表达和具象化的呈现，哲学的维度和情感的经度交织的那个点，正是其诗歌美学价值和诗意情怀共同构筑的诗歌空间坐标。

　　这本诗集中，有多篇追忆父亲、母亲的诗作，像《九月 大雁》《渡我》《坚强》《再忆母亲》等，几乎每一个词、每一行诗，都饱含着诗人对双亲的深爱和追思。诗人通过一首首怀念之诗，洞悉生死的宿命和时间的权力，情感的挽留与亲人消逝的对抗，形成强大的诗歌张力，诗行温热，情意浓郁，感人至深。除此之外，关于爱情和友情的佳作也从多个维度展现出一个女性诗人的细腻情感和那些生命中温柔的部分。正如诗人在诗集后记中所说：“我愿意用朴素的语言把我的感悟和真情实感奉献给家人、朋友和读者，我希望让所有的家人时刻能感受到我的爱和力量”。

　　当然，这本诗集中的优秀诗作还有很多，比如《羊的眼泪》和《我是一个有眼睛的瞎子》。羊面对屠刀，沉默，跪着，眼泪掉下来的场景无疑是令人揪心的，羊的眼泪也应该是人性中善意部分的闪光。站在一个精神高地的视角来看，也应该是人类的羞愧和忏悔。人自以为可以主宰万物，可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是一个“有眼睛的瞎子”吗!我们的局限性、我们的浅薄和自私、我们对于自然的轻慢和短视……如此种种，正是桑小燕的诗歌带给我们的启示。

王孝庭：《彩云之下》的诗歌朝圣之旅

　　王孝庭的诗集中，开篇之作便是与这本诗集同名的《彩云之下》——“彩云之下 悉达多的教音/正在引领着众生 向黑暗宣战/我是晚来者 获得证悟的圣者/早已坐满席位/此刻我放下凡夫所有的傲慢和梦想/俯下身来顶礼叩拜 仰慕他们时/我的心灵是多么荒凉啊/历经千劫 终于在此世找到了皈依”。

　　这些诗句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感，句句如铁锤击打钉子，声声入耳，铿锵有力。从诗意延申的角度看，犹如彩云之下展开的一面诗歌朝圣之旗，列列翻卷，引领着诗歌旅途上每一个虔诚的晚来者。在诗歌的旅途中，“浑身伤病的肉身”渐渐“接近衰老”，而心灵却变得澄明起来，最终找到了“一条通往内心的道路”，找到“那棵圣人休息过的大树”，“在他巨大的庇荫下/忏悔有罪的一生/在生命化为尘土之前/找回那颗轮回的心”。

　　有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一个诗人的诗作时，往往停留在文字的表象，关注他的语言、诗歌的结构、表达的方式，试图寻找他的独异性，反而忽略了从心灵出发的欣赏和褒扬。对于诗作者而言，他人的评述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王孝庭显然对此非常警觉，他对于人生和诗歌有着自己的参悟。他说：“人总是要回归内心的，在你返回的途中，发现美好的东西从来不曾离开过自己，从前的无暇顾及是因为你远离了它。在世俗的欲望里，我从一座荒原奔赴另一座荒原，现在疲惫了，心不再漂泊了。慕然回首，原本的荒原变成了花园，死去的心在一个少年的梦里忽然苏醒”。

　　他的诸多诗作，都能体现出这种“苏醒”的觉悟。像《尘缘》《群山法相》《麦子黄了》《那天》《白云深处》等诗作，都是他在诗歌朝圣之旅上经历曲折、泥泞，深思、顿悟后重构自我与世间万物的关系。他的诗作《一只小虫在书中行走》《米宝与窗外的小鸟》，展现的是他“以慈悲关照生命”，以温情烛照人生的一面，也是他实现自我精神救赎与诗意表达的升华。

结束语

　　《黎侯虎丛书》所蕴含的诗学价值，呈现出的艺术风貌以及集群式迸发的“辐射”效应，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更多的诗学研究者的介入，更完整更有效地显现出来。这六位诗人，无论是在“长治诗群”，还是在当代中国诗歌的天空里，都是光芒璀璨的星辰。他们的优秀诗作，同样是他们自身所构筑的诗歌世界中的璀璨星辰。他们各具特色的诗意表达、精彩纷呈的诗歌风貌、真诚温暖的诗歌品质，共同构筑其全球化语境下“地域性”写作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2025年夏天的暖风中盛大开启。

　　综上所述，《黎侯虎丛书》作为“地域性”写作的样本，通过聚焦特定地域和诗人个体生存体验、文化给养、情感表达与心灵成长，在时代发展和个体创作之间探寻诗学意义和价值认同，以诗性方式捍卫人性温度，以个体写作实践传承文学精神，以“地域性”之小精准对抗全球化语境之大的庞杂，必将会对撞出光芒四射的诗歌光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