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耀：困厄中铸就的西部诗魂

风竹   贺文键  画
 

　　青海高原的风呼啸而过，掠过戈壁与雪峰，也掠过一位诗人嶙峋的脊背。1957年的寒冬，年仅21岁的昌耀因组诗《林中试笛》被划为“右派”，命运的急转直下将他抛入二十二年的流放生涯。

　　当铁窗禁锢了身体，荒原却为灵魂开凿了隐秘的通道——苦难与诗歌自此成为他生命的双生图腾。在青海湟源县日月山下若约村的土屋里，这位湖南青年以血泪研磨墨汁，在西部大地的肌理上刻下中国新诗史上最悲怆而雄浑的篇章。
 

　　01， 战火与荒原：生命的双重淬炼

　　1936年，昌耀生于湖南桃源，原名王昌耀。少年时两次参军：十三岁因稚嫩被军营退回;次年却以惊人意志重返部队，成为38军文工队员奔赴抗美援朝战场。枪林弹雨中，他以《人桥》叩响诗歌之门，却在1953年元山战役中头部负伤，被迫归国。

　　命运的转折发生于1955年。响应“开发大西北”号召，昌耀踏上青海高原。这片土地将成为他终身的精神原乡。然而1957年，《林中试笛》中的独立思索招致厄运。监督劳动中，他蜷缩于马桶旁入眠，任凭污秽溅入梦境;开凿山崖时，肺叶呛出血腥仍被枪口驱赶。“我意识到不如死去”，他在回忆中写道。正是这濒死体验，孕育了《荒甸》中的名句：“我不走了/这里，有无垠的处女地”——荒原既是牢笼，亦是诗歌的母体。
 

　　02， 归来与喷涌：复调的时代强音

　　1979年平反后，蛰伏二十余年的创作力如岩浆奔涌。他相继推出《划呀，划呀，父亲们!》《河床》《慈航》等巨作，以“井喷”之势震动诗坛。这些诗作既呼应着改革开放初期“冰河解冻”的时代激情，又浸透个体生命的沉痛反思。

　　在《划呀，划呀，父亲们!》中，纤夫逆流搏击的身影化作民族精神的图腾：

　　“海的咆哮天的狂啸，都被父亲们的脊梁遮挡!”

　　而在《河床》里，黄河源头被赋予父性生命的伟力：“我刺肤文身，让精心显示的那些图形可被仰观而不可近狎”——自然意象与历史意志在此浑然一体。
 

　　03， 慈航：苦难祭坛上的爱之史诗

　　创作于1981年的长诗《慈航》，标志昌耀诗歌的巅峰。全诗十二章四百行，讲述流放者濒死之际被土伯特老人与女儿拯救的故事。评论家叶橹誉之为“中国当代《神曲》”，但丁穿越地狱的旅程在此转化为向人间爱的皈依。

　　开篇四行如黄钟大吕：

　　“是的，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

　　诗中，土伯特女儿的微笑化作“缥缈的哈达”，飘向“天地交合的夹角”——藏地文化符号与诗人对救赎的渴求交织成超验意境。当同时代诗人沉溺于控诉伤痕，昌耀却筑起“爱的繁衍与生殖”的祭坛，将个人苦难升华为对人类良知的终极叩问。
 

　　04， 西部诗学：语言的青铜铸造

　　昌耀的诗歌美学扎根于西部高原，却颠覆了传统边塞诗的程式。其语言呈现三重独特性：

　　文言肌理与现代意识交融。《斯人》中：“静极——谁的叹嘘?/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缘而走/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古典的凝练与时空的旷远在此共振;意象系统突破地域局限。他拒绝重复“荒草、女人、天空”的西部套路，将工程机械(《轨道》)、史前化石(《化石》)纳入意象网络，在《河床》中甚至创造“巨人脊柱拱动”的惊人隐喻;形式实验打破诗体边界。

　　后期作品趋向不分行的“诗文”体，如《烘烤》中以散文句式呈现精神灼烤：“永怀的内热如同地火…他觉着自己只剩下一张皮”。
 

　　05， 孤绝的陨落：诗歌祭坛上的终极献祭

　　1990年代，病痛与孤独日益侵蚀昌耀。肺腺癌的确诊成为最后一击。2000年3月23日，在青海省人民医院，诗人决然跃出窗户，以自由落体完成生命最后的诗行。绝笔《一十一枝红玫瑰》中，他预言：“我必被重铸，就此消失于尸床”。

　　弥留之际的病房场景令人心碎：瘦骨嶙峋的他插着氧气管，仍执着向来客汇报诗集出版情况。当友人谈及书店仅剩三本昌耀诗集时，他眼中闪过执拗光芒——诗歌是其存活于世唯一的锚点。这种殉道般的虔诚，早在《燔祭》中已有昭示：“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

　　昌耀的骨灰撒向青海湟源峡谷，与高原永在。他的诗歌却如“倒淌河”般逆向汇入中国文学的巨川。在《河床》的结尾，诗人宣称：“我在每一个瞬间都表现为大千众相”。如今，这“众相”已化为青铜般的诗行：当《慈航》中土伯特老人的转经筒在字里行间永恒回响，当《峨日朵雪峰之侧》的攀登者仍在悬崖上与雪崩角力，昌耀便始终以岩石的质地矗立于汉语诗坛，证明着“生命在困境中亢奋”的至高美学。
 

　　06，精神坐标：荒原与神性的双重栖居

　　昌耀的诗歌空间，绝非简单的西部风景画。他构建了一个充满精神张力的独特宇宙。一方面，是物质性的荒原：戈壁、冻土、石砾、峡谷、风蚀的城堡、沉默的牦牛。这些意象以其原始的粗粝感和压迫性，成为诗人受难经历的具象投射，如《凶年逸稿》中所写：“饥馑的大地/朝向午时的太阳/…/我们匍匐在地，叩首称善”。荒原的严酷，象征着生存的困境与历史的荒诞。

　　另一方面，荒原之上又升腾着超验的神性维度。这种神性并非来自正统宗教，而是源于他对藏地文化(如“转经筒”“玛尼堆”“哈达”“土伯特”)的深切体悟，以及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在《慈航》中，拯救流放者的土伯特父女，其行为本身就带有神启色彩;《河床》中的黄河源，被赋予了创世神祇般的伟力：“我是排列成阵的帆樯。是广场。是通都大邑。是展开的景观。是不可测度的深渊。” 昌耀将地理空间诗化为精神祭坛，使荒原的苦难与神性的救赎形成永恒的角力场，这正是其诗歌震撼力的核心源泉。
 

　　07，语言炼金术：从青铜质地到散文诗的革命

　　昌耀对汉语诗歌语言的贡献是革命性的。他拒绝流俗的抒情和口号式的表达，致力于锻造一种“青铜般”的语言质地——凝重、坚硬、内蕴高温且带有历史包浆感。这体现在：

　　文白交融的独特语感：他大胆将文言词汇、句式与现代口语、甚至翻译体语言熔铸一炉。如《斯人》中“静极——谁的叹嘘?”的古典凝练，《哈拉库图》中“城堡，宿命永恒不变的感伤主题”的欧化长句，都服务于营造时空的苍茫感与思想的厚重感。

　　意象的陌生化与爆破力：他摒弃陈腐的意象组合，创造惊心动魄的关联。将“拖拉机”喻为“红鬃毛的烈马”(《划呀，划呀，父亲们!》)，将“河床”想象为“巨人痉挛的脊柱”(《河床》)，将“烘烤”的精神状态具象为“永怀的内热如同地火”(《烘烤》)。这些意象不仅具有视觉冲击力，更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动能和历史隐喻。

　　“诗文”体的形式突围：昌耀后期最重要的实验是打破分行限制，走向不分行或自由分行的“诗文”体。这并非放弃诗歌本质，而是追求更自由、更浑融的表达空间，以适应其日益复杂、综合的思考。《哈拉库图》《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烘烤》等代表作皆属此类。在这些作品中，散文的绵密叙述与诗歌的意象跳跃、情感浓度奇妙地交织，形成一种“跨文体”的磅礴力量，极大地拓展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表现疆域。
 

　　08，孤独的标高：与时代思潮的若即若离

　　昌耀的艺术道路始终伴随着深刻的孤独。这种孤独不仅源于其流放者的身份，更源于其美学立场与时代主潮的疏离。

　　与“伤痕文学”的距离：当新时期之初文坛充斥着对历史伤痕的直接控诉时，昌耀的诗歌(如《慈航》)却超越了简单的政治批判，直抵人性救赎与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他的苦难书写带有神性光辉和史诗气质，而非停留在伤痕展示层面。

　　与“朦胧诗”的差异：昌耀与北岛、顾城等朦胧诗人同处一个时代，但美学追求迥异。朦胧诗强调个体的觉醒、对抗与怀疑精神，意象多具象征性和隐喻性，语言追求陌生化。昌耀则扎根于西部大地，其意象更具原始生命力和物质实感，精神内核更倾向于在苦难中寻求与自然、历史的和解与超越，带有某种“泛神论”色彩和悲悯情怀。他的语言虽也陌生，但根植于对汉语古典传统与现代性的独特熔铸，而非主要受西方现代派影响。

　　与“寻根文学”的呼应与超越：19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试图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资源。昌耀对藏地文化、高原原始生命力的书写，似乎与之呼应。但他并非猎奇式地“寻根”，而是将西部经验彻底内化为个人精神血肉，其探索更具本体论意义和终极关怀色彩，超越了地域文化的表层。

　　这种特立独行，使昌耀成为诗坛上一个“不合时宜”的标高。他拒绝迎合潮流，坚持在“荒原”上孤独地开掘自己的精神矿脉，最终成就了其无可替代的艺术价值。
 

　　09，生命的绝唱：向死而生的诗学实践

　　昌耀晚年的创作(1990年代)是其生命哲学最集中、最惨烈的体现。病痛的折磨(哮喘、肺气肿直至肺癌)、经济的困窘、精神的孤绝，如同《烘烤》中所写：“烘烤啊，烘烤啊，永怀的内热如同地火。” 诗歌成为他抵抗虚无、确认存在的唯一方式。

　　“燔祭”的隐喻：“燔祭”是古代将祭品完全焚烧献祭的仪式。昌耀将生命后期的创作视为一场精神的“燔祭”。在《燔祭》一诗中，他写道：“我，就是这样一部行动的情书”。他将个人的痛苦、绝望、爱欲与渴望，全部投入诗歌的熔炉，淬炼成最后的诗篇。

　　《一十一枝红玫瑰》：这首临终前的绝笔，情感炽烈而绝望。诗中“一十一枝红玫瑰”是病房中友人所赠，成为他灰暗生命中最后的亮色与爱的象征。而“我必被重铸，就此消失于尸床”的预言，则是对生命终结的平静接受，更暗含一种以死亡完成精神涅槃的悲壮期待。诗歌本身，就是他献祭给生命圣坛的最后玫瑰。

　　死亡作为诗学行动： 2000年3月23日的纵身一跃，是昌耀生命中最具争议也最震撼的篇章。这绝非简单的厌世之举，而是其一生“向死而生”诗学精神的终极实践。他以肉身的陨落，完成了对命运的最后一次主动书写，使其整个生命历程——从受难到救赎，从抗争到超越——成为一个完整而悲怆的艺术文本。他的死亡，与其诗歌一样，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和叩问力量。
 

　　10，遗产与回响：倒淌河汇入巨川

　　昌耀生前寂寞，身后哀荣。他的价值被逐渐认识，并被推崇为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最具精神重量和美学独创性的诗人之一。

　　“昌耀体”的启示：他创造的独特语言风格和“诗文”形式，为汉语诗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影响了一批后来者如何突破形式藩篱，追求表达的深度与广度。

　　苦难美学的标高：昌耀证明了苦难不仅可以成为诗歌的源泉，更能在超越性的书写中升华为具有普遍人类意义的精神财富。他以生命实践了“在困境中亢奋”的生存美学。

　　西部精神的代言：他重塑了“西部诗歌”的内涵，不再是猎奇的风情画，而是挖掘其蕴含的原始生命力、神性光辉与历史沧桑，成为理解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复杂精神维度的重要窗口。

　　独立人格的典范：在喧嚣的时代潮流中，昌耀坚守内心的精神高地，以孤独对抗媚俗，以坚韧对抗命运，其独立不迁的知识分子人格力量，与其诗歌艺术同样珍贵。
 

　　结语：矗立于荒原的青铜诗碑

　　昌耀的一生，是“受难的历程”，亦是“爱的史诗”。他从战火与荒原中走来，在二十二载流放的炼狱里淬炼诗心，在复归后的“井喷”中铸就史诗，最终在病痛与孤独的烘烤下完成生命的燔祭。他的诗歌，以青铜般的语言质地，熔铸了西部高原的粗粝、藏地文化的神性、历史苦难的沉重以及对生命救赎的永恒叩问。

　　他打破了文体的藩篱，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昌耀体”;他超越了时代的喧嚣，在荒原上孤独地建造起自己的精神圣殿。他的诗，是《河床》中奔涌不息的“巨人脊柱”，是《慈航》里普度众生的“爱的繁衍”，是《斯人》独坐地球之壁的永恒剪影，也是《一十一枝红玫瑰》那绝望而炽烈的绝唱。

　　昌耀的骨灰已融入湟源的峡谷，但他用生命和语言铸就的“青铜诗碑”，却永远矗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版图之上。这碑文，镌刻着个体在历史狂澜中的挣扎与超越，铭刻着汉语在极限境遇下迸发的力量与光辉。如同他笔下的“倒淌河”，昌耀的诗歌精神，以其独特而悲怆的流向，最终汇入了人类追求尊严、爱与超越的永恒巨川。当我们在喧嚣浮华的时代回望那片荒原，那尊青铜的身影，依然以其岩石般的质地和内在的地火，提醒着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于困境中的不屈歌唱;诗歌的价值，在于以血泪浇铸灵魂的永恒印记。

　　“在善恶的角力中，
　　爱的繁衍与生殖
　　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
　　更勇武百倍。”

　　——《慈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