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先体现在研究力量的壮大。论文的发表，文集和专著的出版数量都超过了前两个阶段。不妨列举几种著作：

卞之琳：《人于诗：忆旧说新》（三联书店，1984）；

许可：《现代格律诗鼓吹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许霆、鲁德俊：《新格律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

陈本益：《汉语诗歌的节奏》（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

许霆、鲁德俊；〈〈十四行体在中国〉〉（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

万龙生：〈〈诗路之思〉〉（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

程文、程雪峰：〈〈汉语新诗格律学〉〉（雅园出版公司，2000）；

周仲器、周渡：〈〈中国新格律诗研究〉〉（雅园出版公司，2005）；

孙逐明：《汉语新诗格律概论》（《新世纪格律体新诗选》，中华文化出版社，2005）......

那么，在理论研究上究竟取得了什么突出的成果呢？

首先，在文体命名上，过去有“现代格律诗”、“白话新体诗”、“新格律诗”等多种提法，去年首先由“东方诗风”诗歌论坛提出了“格律体新诗”的概念，得到了许多同道的认可，以吕进为首的〈〈新诗诗体研究〉〉课题组已经采用，该书将于明年出版。如果此名得以通用，将为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便利。

其他的重要成果有：“无限可操作性”的提出与论证，对于破除格律体新诗是硬切的“豆腐干”的误解与成见，以及克服一部分格律诗作者自身的错误认识具有重大意义。

由邹绛开始，尔后由万龙生、程文、孙逐明等逐步完善的分类研究，是在已有的品类丰富的作品基础上，勾勒了格律体新诗的总体框架，即把格律体新诗按照各自的节奏规律，划分为整齐式、参差（对称）式和复合式，再加上目前已经比较通行的固定诗体：四行诗，八行诗和十四行诗，这样，就组成了格律体新诗的大家族。这些诗体运用起来，的确变化无穷，真正能做到闻一多当年所设想的“相体裁衣”，体现了“无限可操作性”。对此，《新诗格律研究》（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的课题，已经结题，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设专章作了详尽的论述。（5）有研究者还进一步把整齐式、参差式就其形式特征分别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诗、词对应起来，把四行诗、八行诗、十四行诗就其容量分别与古代近体诗中的绝句、五律、七律对应起来，使格律体新诗在中国的传统诗歌中找到了契合点，找到了源头。

唐是（+水旁）和江锡铨两位诗评家不约而同地着眼于新诗发展的历史，从”自由“于”“格律”的矛盾运动，其此消彼长的状态，得出建立格律体新诗的合理性于必要性结论。（分别见于前者的《新诗的自由化于格律化运动》，《心意度集》，三联书店，1989；后者的《关于现代格律诗的随想》，《中外诗歌研究》1998年第3期）

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其深入与细化的程度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比如骆寒超在《20世纪新诗综论》（学林出版社，2001）第三部分《形式论》中，对格律体新诗作了纵向的宏观的“史”的研究；陈本益采取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参照中国古代和外国诗歌，来考察格律体新诗的节奏，写出了学术价值很高的专著；许霆、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