懑的情绪升华为诗意的表达，成为表达愤懑、伸张正义的精神武器，不仅释放和转移了打工诗人的痛苦，也给予其他打工者心灵温暖和精神关爱，让他们看到希望。打工诗歌作为原生态的文学样式和社会责任的最后担当者，它的诞生为我国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血液，并以其当前性、现实性和血性，日愈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创作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成长为我国当代诗坛的一支生力军，实为诗界一大幸事。
然而，当代诗歌又是不幸的。1993年底，由《深圳青年》杂志社、广东省期刊实业发展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等单位主办的“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开锣，随着竞价会上的第一声槌响，数千年来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作品，从此成为经济产品的一部分，诗人“言义不言利”的时代结束了。此后，诗人们为了现实中的功利，再也难以潜心创作，随之而来的是造圈、造作、造谣、造秀……当代诗歌就这样逐渐被人们淡忘和遗弃了。15年后的今天，也是在深圳这个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一场全国性农民工诗歌征文大奖赛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举办全国农民工诗歌征文大奖赛活动本来是件好事，它可以促进打工诗歌的创作和发展；但拿户籍做奖励对当代诗歌的多元化创作和发展却是不幸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拿户籍做奖励，让获奖诗人脱离创作的土壤，显得荒唐
“打工诗歌与其它类诗歌相比,有它自己的现实特性。打工诗人背着生活的褡裢，背对城市的浮躁与浮华，紧紧抓住赖以生存的土壤一路挣扎着。肉身的苦厄、命运的多舛、社会的不公，打工诗人都以饱蘸血泪之笔对照出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从浓郁乡情的缠绵悱恻，到自身打工生活的抒发，再到对打工阶层难以掩饰的承重幽思和命运的深切关注；从蛇皮口袋、身份证、外出务工证、暂住证、培训证、工卡、流水线，到押金条、租金条、工资白条、工资欠条，再到子女无人监管证明、转学证明、工伤证明、职业病证明……,这些铭刻着打工诗人的苦难、迷惘、落魄、压抑、沉重、无奈和创痛，记录着打工诗人命运的心跳和呼吸、身心的疲乏和精神上的折磨的诗歌，无论是叹息与质问、正常和反常、理性和感性，没有切肤感受，谁可洞见？！”(李长空《论打工诗歌的现实特性、精神状态和未来走向》) 。按照大赛组委会的征稿公告：“被评为三等奖（含三等奖）以上的获得者（共30人），符合深圳市招调工条件的（35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符合计划生育等政策），可招调入户深圳”，这样的奖励当然可能出自组委会的善心，但是当“农民工诗歌大赛”的奖励是让农民工诗人(打工诗人)脱离他们创作的土壤和原本的身份，从而剥夺了他们创作灵感的来源时，就显得很荒唐，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也不再是支持，而是一种伤害和践踏。
二、拿户籍做奖励，用诱人的功利吸引参赛，恐难获高质量作品，还有招安获奖诗人的嫌疑
创作源于生活，优秀的诗歌要有坚实的生活基础，也应该成为时代的代言人，“打工诗歌以打工者贴近底层的经验、痛感的生活、鲜活的时代气息、探索中的审美方式和从小我到大我的精神升华，给予了与打工诗人共命运、同遭际的打工群体精神宣泄和情感抚慰，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千百万打工者心灵的代言人、人格精神的形象大使”(李长空《论打工诗歌的现实特性、精神状态和未来走向》)。然而，以大赛的名义把诗歌创作与深圳户籍捆绑起来，用诱人的功利做奖励吸引优秀的农民工诗人(打工诗人)参加诗歌大赛，当获得深圳户籍成为参赛者的创作目标时，最终奉上的参赛作品恐怕早已不是当初那些表现农民工(打工)群体的生存状态、表达农民工(打工)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