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谭谈在《我的幸与不幸》中说：“我是时代的幸运儿。当我穿上绿军装，正值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当我复员成为一名煤矿工人，恰遇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在80年代，尊重知识分子的春风艳阳里，我又跻身到了记者、作家的行列……但人生给我的不幸也太多了。十四岁时，我告别了学校；十五六岁时，我碰上了饥饿的年月；我在文坛上冒出芽儿时，遇上了文化大扫荡；当时代看重文凭时，我这个写书的人却偏偏没有‘读书’”。其时，谭谈的作品已经成为大学生学习的教材，有些人还凭籍研究他的作品被评为教授。
    前几天，由深圳市劳动保障局和《星星》诗刊社共同主办的“全国首届农民工诗歌征文大奖赛”正式启动。组委会宣布，大奖赛中被评为三等奖（含三等奖）以上的获得者（共30人），符合深圳市招调工条件的（35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符合计划生育等政策），经公示核实获奖作品为本人原创的，可破格免试招调入户深圳。
表面看来，上面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仔细想来，这次“拿户籍做奖励”的大赛活动，却分明揭示出了当代诗歌与进城民工的幸与不幸。可以说，如此的表彰活动，对当代诗歌的多元化发展和农民工群体的关爱实在是消极意义要大于积极意义。

                                                        当代诗歌的幸与不幸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唐•白居易《与元九书》)，关注现实生存、书写民生疾苦一直是我国历代诗人自觉的价值追求与表达目标。“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以他的悲怆的歌吟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圣杜甫对当时统治者们荒淫腐朽生活的抨击和指斥、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的无限关怀和同情、对社会危机的日愈深重而满怀忧患之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葬埋”，现代诗人藏克家对旧中国世世代代生活在土地里的农民的悲惨生活和命运的入木刻画至今被人们所称道……还有刘大白《卖布谣》、刘半农《相隔一层纸》、艾青《乞丐》、藏克家《老马》、流沙河《故园六吟》、顾城《一代人》等等诗作，无不呈现出不同时期社会现状与历史真实的艺术图景，折射出他们的生命忧患、历史沉思和对未来的追求，也与其它时事文学艺术作品一起，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然而，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曾经和老百姓如此亲近的诗歌却忽略了其人文关怀与悲悯情怀，几乎齐刷刷地朝着“纯粹”的方向一路狂奔。众多诗人远离了数千年来滋养诗歌的土地，无视国计民生，对现实生存状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却无比自得地陶醉在自娱自乐当中，玩起所谓的纯技巧和纯语言……从而使当代诗歌既没能与国际接轨，又与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脱节、断裂、割断了传承关系，促其成为弃儿，没有父母及朋友，令读者望诗兴叹，最后只好弃诗而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进城农民工为主体的打工者在打工生涯中创作出来的具有切身体会的打工诗歌，自它诞生那刻起，就贴紧底层生活，忠实地、原汁原味地记录下亿万打工群体的现实与理想、沉重与坚韧，将苦难的际遇转化为理性的诉求，将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