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新嫁娘
坐镇虎林铁路的造反派头子们，于1966年岁未年终，把我驱逐出边陬重镇虎林，撵到生活寒苦，隐没于深山冷谷的石碴队，做开山击石的劳力汉子。我到张朝雄那儿去取“调令”时，就认定这是继1958年4月将我挖鳃剥鳞，一撸到底后，在我忍受八、九年霜雪洗磨之劳，刚喘过一口气后，又对我挖鳃剥鳞一次，往死里踩我，用意昭然。
我带着造反派发给我的“死亡通知书”，到石碴队报到，穿著击石人的特殊装束，随从日出日暮，沐霜浴雪。苦固然苦，累固然累，但不久我就从这本生活辞典里，发现新“辞条”：对我这种品牌的人，这竟是一方可遇不可求的风水宝地，极其难得。
这里的劳力汉子最没文化，更没心机玄想，承受的活计畸重偏累，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文化”不起来，也挑不出两个博取声名的沸名之徒，以致造反“战斗队”，稀稀拉拉三两个十余人，活动甚少，造不成气候，一百五、六十号人的队，见不着一张大字报；其次，这儿疏远市尘，方圆十里没村没屯，没有人烟，最近的小镇东方红，离此十里之遥，那是人家林业局的天下，铁路的脚杆插不进去，光在山沟游斗，难动俗眼，没人捧场吆喝；再其次，这儿的人员结构，鼎足三立，井水河水，流向不一，泾渭分明，掀不起波澜。
多年前就定居在这里的老石碴工人，清一色是1959年来的山东支边青年，携家带口，薪资菲薄，举家都住在破旧茅屋里，下班不是马不停蹄去敷衍个人天地，就是拱入暖窝窝歇歇身子骨，对人对事，没政治感情；新补充来的两部分人，是原来虎林农垦师砖厂“原盘端”过来的复转军人与“盲流”。这两部分人，家在虎林，每月月底放一次假，平日老婆孩子牵肠挂肚，不甚自在。而队里的领导，支书原在国民党起义部队当勤务兵，队长是洛阳战役俘虏过来的解放兵，都处在“泥菩萨”的位置，不敢问津和发越“革命”。
这些底细，虎林坐在圈椅里的造反派摸得很清，亦有鞭长不及马腹之忧，并戏称这儿是“太平天国”，但又不肯褰裳濡足来此涉苦。
跳梁小丑也不是没有，例如，在部队当过下士，自封为石碴队造反派头头，不为人所承认的刘之同，但无损于我。我到深山冷谷后，摆脱了监管，找到一条自由小径通向住着夏娃的伊甸园：继续与一个江南女了书来信往。我知道我在谈恋爱了，好笑人呵。
我离开虎林那天，暗暗飞书一封，直寄江苏潘家桥，把我的新址急告对方。我在帐篷绰有余思的日子里，忽接远方来信。绿灯闪灼，道路无阻，虽说人远天涯，尺书如剪，早将距离剪断，也就去人不远，犹在身边。我透过风雪迷离的空间，总觉视线的终端，实实在在有一个人在向这边眺望。
书信往还的时间密度增加了，彼此心底渐次都映照出对方的形象轮廓，虽未谋面，感情已在步步靠近。我这时反而忧喜参半了。
一对异性被爱恋所焊接，就成其为“家”。家不仅派生欢乐，也派生欢乐之外的一系列不能不正视的问题。我区区一个被踢入斗技场的异类，对于家，我有多大的承受力?处于这种一日百惊百寒的时期，风暴再来(可能性太大了)，我还让人监管去?……这些话自然不能装入信封寄走，然不能不思索，自为之计。
1967年4月初，像一朵香水花，又若传来一声惊雷，对方来信提出要来面谈，要我立即汇路费去。我怔着了。
我感到有些措手不及，坐立不安。真要有一个人走近我了，我那种身份，怎么去接待人家?但一百元斧资还是上东方红镇汇去了。很快接到一纸电报，说四月某日抵达牡丹江，让我去接站。我将照片反复揣摸，准备按图索骥接人。
那阵子，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风气也侵入虎林，石碴队掌权的是“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的张双喜，我在砖厂时和他打过交道，视他为魔道小鬼，鄙其为人。我手持电报，好像去讨取政治布施那样，走近张的办公桌，将电报放在他跟前，说请两天假外出。几个大愚不灵，一身俗子气的人正在玩牌。张双喜没有搬出《公安六条》来压我这个“摘帽右派”，而是换了个说法，说任务紧，他无权放人。对我这个斯文君子，他们玩起江湖把戏来了。我嘴涩技穷，狼狈其状地退出队部。我为失信于对方，没法尽一点责任而万分难过，计无所出。
我没有想到，这个闯入东北的江南女子，不是我这样受欺受辱的种。她在牡丹江站台上等候半天，不见动静，立刻满腹委屈地驮着大包小包，去找值班站长述说苦衷和来历，出示结婚的证明，出示贫下中农证明和公社对她评价极高的鉴定，终使那位负责人自报奋勇给石碴队挂长途电话责问，指名道姓说我错过去牡丹江接站，不能再错过往虎林去接未婚妻了，听说最后扔下一句当时很有分量的话：你们这种对待贫下中农的态度是错误的。这位革命群众比石碴队的革命群众仿佛高出一头。放下话筒，几个造反头头乃慌手慌脚派人来叫我，让我赶到虎林接站。一夜之间变化如此之快，叫我不知原委何在了。
万事随缘，火候也到了。感谢这位江南女子随机应变的灵敏，和牡丹江站站长妙口生莲的长途电话。我是怀着接受裁判的心情出发的。
高山岩岩，长路悠悠，一柄雨伞下，一只孤舟上，即将添上一个同行人。我第一次预感到走完人生四十二年坎坷之后，一个温暖的巢穴在等待我，我必须踩碎蒺藜向其投奔。天从人愿呵!我赶到东方红站，正遇一列货车待发，我跳上守车后，绿色信号旗就高扬在站台上。车到虎林，牡丹江开来的客车也正徐徐入站。我放出眼光，如观汪洋。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东未停稳，人潮即倾泻而出，行人如雨。我向十几股流泻的人流筛，博览精选，断定十步之内，必有芳草。目标一一消失，对不上号。站台上旅客已稀疏无几，我正打怵，一个穿红衣的女子走下来，眉目清秀，如江南人。我忙趋前打听：“请问去哪里?”“从哪里来的?”彼此相视怡怡，一一吻合。我自报家门后，对方审慎地端详我几眼，彼此寒暄几句，又快步折返车内，一直坐到终点站。到东方红餐馆相对而坐时，充裕的时间，才给我从容研究这个风尘仆仆赶来的陌生而又熟悉的江南女子的机会，这是把命运交给我的人呵，多么纤弱而又多么值得信赖!
坎坷之中有平坦，不顺当中有顺当。吉人自有天相，恰好有一列空车皮去石碴队装石碴。往车上递行李时，我这个当了十年力工的人，都觉得非常吃力，原来两口箱子及被褥里，装的全是江南大米，她是决定来跟我过日子的。
我们在敞车上席地而坐，她郑重其事地从网兜里掏出一枚像章，如虎斑贝那样彩丽的像章，——当时风靡全国的革命标志，听说还有人为表示虔诚干脆别在胸肌上——给我别在空荡荡的前胸。长达十年的自卑感，使我不敢确认自己的革命形象。尤其是当时，革命已成为一部分人垄断的专业，他们任意打骂群众，不择手段地动用法西斯刑罚折磨人们，被凌辱者没人敢反抗。一张口一伸手侮辱人就是“革命”，革命何其容易!故而一时风行世上，虎林亦不例外。我早被列入黑五类的鬼簿，岂敢自诩革命而在胸前堂皇出一枚像章？挂之有愧，取之不当，坐在车上半天好不自在。
春意年年，最是今年。我估计，“梁南到虎林接老婆去了”这样的头条消息，已不胫而走。车一到石碴队，我们刚放下行李，人们果然早已倾队而出，简直像万人空巷观赏什么异物，全部视线都聚集在我的身旁的红衣女子身上，当人们得出各自需要的论断之后，像节日礼花般的眼光才在我身上闪灼。十年“右派”，一朝受贺，使我全身如流荡着春风。
我“未婚妻”很有礼貌地向大家一笑，表示由衷的感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