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到数年之后，我回想起当时的邂逅，为什么彼此都没有问对方的名字和家里的住址?是因为不懂，还是没来得及?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只记得从那以后的几年，就是反右派，就是大跃进，就是“拔白旗”。在那个“左”风频频的岁月里，就是那次雪天共车说不清性质的小接触，如果在“交心运动”中交出来，纵然够不上“资产阶级”的规格，也得被批判为“十足的小资情调”。
十年后的初冬，正是“文革”大动乱的年月，由于我的一部中篇小说《文明地狱》被打成“美化资产阶级”的特大毒草，我在经过反复批斗之后逃离单位，往返于京(家里)、津(单位)和胶东龙口(原籍母亲居住地)之间。由于拿不到工资，无疑囊中羞涩，经常是食不果腹，一日一餐就是幸运了。往返下车上船之间，经常背着旅行包踽踽于城市偏僻街道的暗夜中。
记得是受难中第二次返乡在塘沽港上船时，我正为轮船迟开而焦虑，一张熟悉的面孔突然在我面前映现。这不是幻境，是真实的存在：仍是那张圆圆的脸蛋，右腮上的酒涡仍时现时隐，只是脸颊上少了些红润，又长又粗的发辫变成了两条短辫，似乎也不那么粗了。但我仍不敢冒认，嘴里嚅嚅而未出声。她也端详着我。我因恐碰到单位里的迫害者，总是戴着口罩，她终于也认出来了：“哦，是你……?” “是我。你……?”我原来也没有认错。
“我不回去，是从北京来这儿送我大姨回黄县的。”她说着，回头示意，那边背风处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胖胖的妇女，想必是她的大姨了。
“十年了。”她欲笑而止。“你还好吧?”
“好什么?文革我遭事儿了，到处逃难，这不是又要回老家了。”也怪，我逃难中本来是十分小心的，却不知为什么在她面前却实话实说，甚至还有点倾诉衷肠之意。
她并不感到奇怪：“现在这种事儿多着呢，往往是好人受气；我大姨父前一段也挨过批斗。”
这时候，她大姨过来了，好象叫她的小名，没听清是哪两个字：“既然船还不开，咱们不如先去吃饭，再上船正好。”
“也好。”她犹豫着，本来彼此还可以多谈些的，但在她大姨催促下，只好去吃饭，“一块去吃吧，好吗?”她真诚地叫着我。
“我不吃。”我苦笑着摇头。因为我除了买船票外，还剩下一块二角钱，精打细算，上船后一碗清汤面二角钱，下船后汽车票需要一元钱，多一分也没有了。 “没事儿，一块吃好了。”我知她暗示是由她一起付钱；而且，她可能已看出我腰里没钱。
“不”。我执意不去。
“那，我们去啦?”她有些遗憾地和她大姨进拐角那边饭馆去了。
我其实一直在目送着她的背影：她上身是当时女性常穿的青呢外套，显得非常合体，只是比十年前更加苗条或是清瘦了些。她今年应该是二十七岁，不知结婚了没有?我承认我对女性缺乏这方面的准确判断；即使她回来时我也不会直截了当问人家的。但如果她问我，我定会告诉她我已婚五年了。
忽然，码头的大喇叭广播说：去龙口和烟台方面的旅客马上就要上船。正在饭馆里就餐的她和她大姨这时急急地走出来。在上船之前，她出乎我意外地掏出拾元钱给我：“拿着吧，路上好用，我看得出你很难。”我执意不肯接，她又改变主意，收起钞票，却又给我五斤全国粮票：“这个该拿着了吧?”她判断得真准，这样我心理上容易承受，便收下了。我当然很明白五斤粮票的分量，同样也是救命符啊，甚至比钱币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临登轮时，她直面我说：“保重。总会过去的。”还随手在我大衣领口上拈下一根草屑。当她大姨过来时，她又嘱托我：“我大姨多年没回家了，上船下船请你多照应点儿。”我点头答应。在上船时，我一直替她大姨拿着东西，以致在进舱之前，也没顾上回头看她一眼。
我把她大姨送至三等舱铺位，才回到我的五等舱(统舱)。其实并非三等和四等舱无票，只是为了省那二元三角钱和一元二角钱啊。
与她的第二次邂逅，仍然没有互通姓名(那时还不兴名片)，更没有互问结婚了没有。她没有问我姓甚名谁，许是不让我还她粮票；而我未问她，难道是为了恪守某种许诺?人生有许多际遇常常在当时处理得不那么合乎逻辑；而事后人们再回想起来觉得如此那般便更合逻辑了。其实，未尽合逻辑的往往是真实的生活，反之，倒可能是小说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