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使我痛惜和觉得对不起她的是：她援助我的五斤全国粮票我没有用上，反被我资助歹徒了。那是我在统舱安歇之前上厕所时，只顾把旅行包搁在原处占着铺位，却忽视了提防歹人。回来时原先靠我身边一直涎着脸儿与我搭讪的一个小方白脸，满口“大哥大哥”的那个所谓小乡亲，挪窝儿不见了。我预感有异，掏掏搁在旅行包小兜的那五斤粮票已不翼而飞。白脸贼固然可恶，但我也是该着，如此贵重的物件，怎不搁在贴身之处呢?活该你是个挨饿的命，也辜负了她的一番好意，但事已至此，我眼下的处境也不容许我去找那小方白脸，况且即使我找到了，他也不会承认的。索性，我把旅行包就搁在统舱里(那里面再也没有什么好东西了)，穿过卧着的坐着的“人阵”，很费劲地找到三等舱她姨妈的铺位，以尽我照抚之责。这时，她大姨妈已和邻铺的女旅伴聊得正熟，谢过我，要我放心就是。这样我其实没有付出多少“照顾”的心力，次晨在龙口港下船时，眼见有人来接她大姨妈，我心里也就踏实了。
这之后又经过了几个月颠沛流离的生活，仍难免落入魔掌。我在被“群众专政”关押近两年之后，又下放到郊区工厂劳动。到“九·一三”事件之后的1973年，虽还处于半专政状态，但毕竟已有了许多自由。这年的夏天，我带着小女儿一同回故乡探望又是久别的老母亲，又是在塘沽等候上船，又是买的五等舱(统舱)船票。其实，旅客们都在候船室等候，而且大多数都是站着。我和小女儿也是站着，不过我给孩子买了一包当时很流行的动物饼干，她正有滋有味地吃着，不经意间一位女同志向我走近，四目相对良久之后彼比不约而同冲口而出：“是您?”“是您?”
正是她，又是六年过去，她的短辫又改成短发，还是大体上的圆脸盘，只是右腮上那酒涡已不再圆，而是呈上下走向的沟条状，但似乎更清雅秀气。她没有问我别的话，却注目于我的女儿，先是问我：“这是你的……?”
“是的。”
“几岁了?”她又转向我小女儿问道。
“七岁!”
“叫阿姨!”我说。
“阿姨!”小女儿很听话。
这时候，一个小男孩从她身后出现，顽皮地扯住她的手摇晃着。
“这是……?”我没敢贸然直问是她的儿子。
但她却点点头说：“五岁了”。
我转移话题：“那五斤全国粮票我还没还你呢?”我当然没提随后被人偷走一节。
她很轻淡地说：“如今粮票已不那么金贵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反而不好意思再掏出粮票还她；否则便是我的小气了。
港务局方面吆喝旅客上船时，人们一乱，撞得我小女儿手中的饼干落地，我正蹲下身子为孩子收拣饼干之际，人们已走得所余无几。起身再看，她和她的小儿子可能也已进去，我有些感到怅然，但我并没急随尾追，却领着小女儿背着旅行包最后一个剪票进舱。小女儿很楞，尽管我们已经落后，她还是机灵地抢占了统舱靠墙的半截大皮椅子，这样，孩子便有了安歇处。
我知道她和她的儿子在三等舱，但我没有去找她，也没见她来找我(也许统舱里很乱，她来了不易找?也未可知)。
次日清晨旅客们上甲板看海上日出。我已看过多次，但小女儿没有看过，我还是登上两层“楼梯”，带小女儿挤上甲板。这时我一转脸，见她在稍远的那边，很不自然地冲我点了点头。在这一霎那间，我甚至觉得她面现愠色。
下船时我再也没看见她，当然也就没再说一句话，这是我和她的最后一面。 我至今也弄不明白她何以要面现愠色。我在哪个环节上伤害了她呢?而况这些年来我一直是处于受难者的地位，而她相对说要平顺得多，有什么理由相互抱怨呢?我弄不明白，也许永远也不会明白。
三次邂后相遇却没有互通姓名，当然今生再也不会知道。不过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不通也倒好。
至今我也断不定与她之间是属于何种感情?爱情，似乎够不上；友情?似乎又说不通；泛泛的人情?只是一种无奈的解释。或许人与人之间本就有一种说不清的感情?
那就不必硬要去说清它吧。
（诗人简介：石英，1935年8月生于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少年时于故乡胶东解放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内和地方党委做机要工作多年。因自幼爱好文学，终于1956年遂愿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1961年毕业后先后在《新港》文学月刊、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和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做编辑工作，曾任《散文》主编和主持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多年，此中，曾担任天津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活动开始于五十年代中期，至今已出版诗集、散文集、散文诗集、长篇小说、传记文学和文艺理论专著四十余部九百万字。诗集有《故乡的星星》、《夜海银花》、《爱情·生活》、《当代正气歌》等，本人自度：创作生活自诗歌始，多半也要终于诗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