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 话
曾经为诗，也曾经为文，似乎没有专门写过情话。总是认为，情到深处当是无话可说。
原在一条街上毗邻而居，儿时极封建，所以算不得青梅竹马，后来两人都迷诗，渐常来，一坐竟谈至深夜。当然是他来我处，门窗八面洞开，以示光明磊落。所涉话题极广，皆有关文学，虽不刻意回避，却不在“情”字上闪烁。
直到两人都成了大男大女。
彼在校在职乃至亲朋之中，已不知多少次任掷来的绣球滴溜溜满地滚。为躲避这些多情的误伤，他的背越发伛了，脸乃木着。
那一天，我从三峡远游归来，连鼻子都晒脱了皮，一身路尘。见他经过我家园子那株老石榴树走来，步子尚镇定如常。待他推开房门，未及坐下，四目相对，已是了然。
于是，我将解了一半的行装扔地上，对他说：“好吧。”
过了一个月，我们结婚。
想想，真无趣也，试想重新来过，琢磨半天，恐怕仍说不出第三个字来。
情书
抽屈里存有不少老朋友的信，就是没有他的。他自己倒接到过不少情书，有两指宽袖珍版言简意赅的，也有四张满满意犹未尽的长篇，都被他不动声色退回去，不存。
我和他同住小岛，眼不见时咄声可闻。再说少年气盛，心事蓬勃均已入诗，不屑废话。逢文代会什么的需赴省城，我和他也同是与会者。我们参差出门，长短回家。偶然撞在同一艘渡轮上，也是君立船头我坐船尾，分享一江水。决不联袂而行，七八年如此。
等那天对他说“好吧”，不久就结婚，忘记留过渡时间让甜蜜的情书插足。婚后倒是常常分离，信也密密厚厚紧追不舍。那一年我到了洛杉矶，他的信才迟到纽约。王渝知我挂着家信，征得我同意，拆开信口述。她在电话那头一边读一边捂口笑得咕叽咕叽，我在电话这头听得满眼是泪。此信其实是部“育儿百科”，诸如：每天给他洗澡，今天大便几次，什么颜色；昨日中午哄他吃了四片猪肝；不吃钙片奈何……通篇如此。
这类情书，本当钉着我的脚跟天涯海角去的。不过近来家中已有电话，逢外出，隔天打一次长途回家，劈头盖脸第一句话就问：“儿子考几分啦?”他还没回答，话筒就被儿子抢走。
情话不说，情书未写，已够愧对月老。丈夫还埋怨：连个情人也被儿子挤掉了!
情 人
这个“情人”与丈夫无干。
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读初三，每年照例要到郊区去帮忙秋收两星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
同住这家贫农的长子刚十八岁，矮墩结实，叫乌球。他在村口小黑板写通知时双臂大开大合，字极尽狂草。清晨他守在村口吹哨子，男女老少跑步列队点名，让他领着去上工，他自然是全劳力，被周围几个村的姑娘崇拜着。
只和他同吃。他是家中的领导阶层，村里的政治队长呗。我则是客人。我们离开后，由他爹、弟弟、妈妈、妹妹依顺上桌。
除了嘹亮地吹哨子，他的厚嘴唇发声极有限。都低头扒饭，偶尔筷子相交，都竦然脸红，差点扔下碗筷。后来，桌上总有我爱吃的海鲜，是乌球起早赶小海所得。再后来，我回城上课，他继续吹哨子。
他给我写信，要毛主席纪念章。接着进城运肥时，粪车上高高码着地瓜、包菜和花生，卸在我家院子小山一般。外婆只好分送四邻，又忙着留饭，装回面干、虾米和糖果。那时我十四岁，还戴红领巾，对他不胜其烦。吃饭决不夹他送的菜，放下筷子就回我的房间看小说。只有外婆送他门口。外婆原是绸缎庄老板娘，对红通通不无敬意也有惧意，只有对我叹气。
不久我去插队，乌球的信仍不断，因为字迹过于独创性，乡村邮递员看不懂，存局待领。待了几次我偏不领，就不来了。他那时二十二岁，曾在信中说，村里他同年的伙伴都有两个孩子了。
过了十来年，我也结婚，和新郎去郊区采访，特意找到那个村，居然找到乌球的家。
一对老人都很健朗，其实岁数不大。乌球的妻子也乌黑且精瘦，两个儿子已经比肩。乌球在田里。围观的村人指点说，这就是乌球那个城里学生仔嘛。
问长问短。
先介绍丈夫，丈夫嘴巴讷讷，穿一套下乡专用中山装，灰不溜秋的。村人觉得丈夫除了比较白皙外，并不比乌球强多少，声音不觉洪亮许多。
又问我几个孩子了?我答三个女儿，我唉声叹气，偷偷给丈夫挤眼睛。大家一起振作精神安慰我：再生再生，第四个肯定是男孩。原上茶后就退到灶间的瘦女人立刻就走出来，自豪地喊她的两个儿子：“给姨端糖。”乌球的儿子果然文静有礼，叫人羡慕。
丈夫老实，看我仍为那不存在的三个女儿毫无愧色接受村人的抚慰，便提出告辞。
迎面碰上不少收工的壮年汉子，我戳指乱点，这个很像是，那个也有可能，丈夫恼了：
“怎么都是你的情人?”
答：“根本当初，我就没有见过他长什么样子嘛!”
（舒婷，厦门人。当过三年农民，八年工人，1980年调至福建省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始祖鸟》；散文集《心烟》、《秋天的情绪》、《硬骨凌霄》、《露珠里的“诗想”》；和《舒婷文集》三种。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国文字，境外出版有5个语种八种诗歌译本。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福建省文联副主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