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与其说“阿秉达，我决定不再作诗”是诗人告别自我的一种方式，毋宁说他是在用冲撞的方式形成并强化自我。自我建构从来不是特殊的孤单的个体生活，必须参与普遍的共同的社会生活，在此意义上，华多太对自我的建构是积极的，主动的。他选用“天葬”这一藏民族独有的仪式，欲念通过这种集体的经验，寻求确切的族群归属感。一声阿秉达，一句“在高原的声乐里我仍旧撞到雪域的脉搏”，使他意识中模糊的焦虑逐渐清晰。他这样写道：
我是一位在汉语里呼风唤雨的藏人
蹲坐在离骚的旁边给自己缝补皮袄
让布达拉在拥挤的汉字里高高擎起
于石碑的中央感受局外的温暖阳光
——《我是藏人》1998年
《离骚》与《格萨尔王传》、布衣褂子与羊皮袄所表征的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以及两种传统让华多太陷入一种纠结的沉思之中，然而最让他焦心的恐怕是那个关于当下的表述，为此他发出这样的慨叹“自己的诗——发自灵魂的谚语，曾经不为母语所铸而感叹惆怅，……，我向她请求原谅。”此时身份认同的焦虑外化为能否使用母语言说和表达，“民族属性和文化认同的尴尬通常会发生再处于两种文化认同之间的人们身上，尤其是当母语身份处于弱势的历史关系之中。”[2] 经验构筑的自我肯定是不断服从的，华多太在服从中平衡着这种尴尬和焦虑，直至女儿的降生，他强烈的自我情绪才得到缓冲。
月儿圆时 我想起曾经朝归拉萨的路途
……
从此我常常梦见女儿的诞生
……
我的女儿呱呱坠地 宛若清晨含露的鲜花
……
我感谢遥远的菩提迦耶给了我生命之续
……
仿佛是佛陀身后辉煌而温馨的光环
……
护佑着我的感觉和女儿洪亮的叫声
……
等待着女儿和我蔚蓝的祝福
——《月圆的思绪——献给女儿娜木措秀姆》1998
这首诗中，所有的物象和隐喻都是积极的，“鲜花”、“光环”、“祝福”无一不把诗人包裹在暖暖的幸福与喜悦之中。女儿的出生让华多太获得一种生命的连续感，而生命的连续感正是一个人完成自我认同与生活认同的必要前提，生命需要重复。因为“重复以某种方式包含着经验，重复是人向自己并向他们再现身份的框架，重复是一种纯形式意义上构想的回归”[3]。一个人脱离母体意味着脱离一元体，变成外在的主体，因此孩子是“对象化”的人，孩子和父母构成共生关系。在此意义上，女儿是华多太镜中的自我，是华多太他者化的自我。这无疑为诗人寻求自我的、族群的、文化的认同提供了途径，那种焦灼的情感不再复现，取而代之的是满腔的父爱和一份从容，一份希望。
初为人父的华多太，在寻找自我的神秘感受和经验中，觅到他与雪，与雪域之间特殊的关系——雪的谐音——血，血缘，血脉，血脉之根。组诗《十四行》、《雪域组合》及《自画像》、《诗人的诗》等诗篇尤为明显的表现出诗人对生命和人生价值、意义和个人情感世界的集中探讨，从自我认同的身份焦虑中透露出自觉的生命意识和主体意识。
二
不知华多太何因何故搁浅写作近十年之久。2004年诗人伊丹才让的溘然长逝激活了他写作的动力细胞，抑或“抑制不住对先生的怀念，纵然执笔一诗《诗人伊老》宣泄敬仰之情”。这是他停笔十年之间唯一一首诗作：
你也曾经在阿妈的挤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