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况论中国书法艺术】中国书法书写工具论

　　中国书法艺术的灵魂，始终离不开那支在方寸之间吞吐乾坤的笔。若将汉字比作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那么书写工具，便是将这基因誊录于时空载体的生命触手。在我看来，煌煌一部中国书法史，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一部书写工具的演进史与征服史。其中，由硬笔到毛笔，再由毛笔至硬笔的螺旋式发展，勾勒出中华文明记录方式与审美表达嬗变的清晰轨迹。

　　文字的诞生，首先与“刻”和“划”的硬质行为相连。正如前文所述，甲骨文以刀锥为笔，金石文字以范铸为法，其线条的劲挺、结构的明晰，奠定了一种源于镌刻的原始书法美学——金石气。这种唯美气质，是力与度的凝结，是华夏先民与坚硬材料对话时留下的铮铮历史回响。然而，当文明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交往与思想记录的需求日益繁复，一种能更自由、更迅捷、更富于表情达意变化的工具，便在呼唤中应运而生。于是，毛笔登上了历史舞台，并最终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绝对主角。

　　谈及毛笔，蒙恬改良的传说是一座绕不过去的丰碑。这位“中华第一勇士”，于戎马倥偬间留心于笔墨之弊，其“纳毫入管”的创制(或曰改进)，传说中因偶然机遇使兔毫脱脂而适用的故事，充满了先民实践中迸发智慧的诗意色彩。这美丽传说背后，揭示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任何一项影响深远的发明或改良，往往不是纯然的书斋玄想，而是紧密呼应着时代最迫切的实用需求得。秦朝大将军蒙恬颇受秦始皇器重，在行军打仗过程中，他需频繁书写军情战报，效率与流畅遂成为关键，这便构成了他对书写工具进行革新的直接动力。历史文献如《古今注》中“蒙恬始造，即秦笔耳”的表述，与考古发现如战国楚笔的并存，恰恰说明了蒙恬之功在于规范化、精良化与普及化，在于使毛笔的制作工艺得以体系化传承，从而服务于秦始皇“书同文”的大一统文化工程。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毛笔，其精良的嵌套结构，正是这种工艺成熟的确证。

　　在我看来，毛笔的成熟，乃是一场书写革命的开始。它与烟墨、宣纸(及其前身缣帛、简牍)的结合，彻底解放了书写者的手腕与心灵，简直不要太爽了。毛笔“唯笔软则奇怪生焉”的特性，使得一点一画不再仅仅是符号的勾勒，而是融入了书写者呼吸、心律与情绪的生命轨迹。提按使转，可生千钧之力;浓淡枯湿，能蕴万象之韵。从此，中国书法超越了单纯的记事功能，跃升为一种独特的视觉艺术与心性修为。篆之古雅，隶之浑穆，楷之端严，行之流便，草之狂纵，每一种书体美学风格的确立与极致发挥，无不倚赖毛笔性能被发掘到崭新的深度。王羲之的秀逸，颜真卿的雄浑，张旭的颠狂，等等等等，其不可复现的神采，皆是特定心绪驱动下，毛笔与纸墨在瞬间碰撞出的永恒交响，我甚至能从中读出诗的味道、线条的老辣。可以说，是毛笔赋予了中国汉字以舞蹈的姿态、音乐的节奏、诗韵的悠长，使“写字”成为“书法”，进而成为中华民族独有的“国粹”艺术。

　　然而，历史的辩证之处在于，当毛笔艺术在唐宋达到巅峰，成为文人士大夫身份与修养的象征时，硬笔书写也从未退出生活的舞台。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众多硬笔写卷(时代跨度从汉至元)，证明僧侣、学吏、民间仍在广泛使用竹笔、木笔、苇笔等进行日常抄录的行为存在。这种硬笔书写，保持了其简便、迅捷、宜于公文簿记的特点，与毛笔系统的艺术创作可以说是并行不悖，维系着社会基础运行的文字脉络的。

　　时至近现代，钢笔、铅笔等西方硬笔的传入，因其无可比拟的便携与高效，迅速成为全民书写的主流工具，这可视作书写工具史上又一次“效率革命”。而颇具文化意味的是，当硬笔重新成为日常书写主角之后，人们又开始从中挖掘其艺术潜能。现代硬笔书法，既汲取了毛笔书法的结体与章法精髓，又发展出基于自身工具特性的、讲究线条爽利、结构明快、布局清新的美学范式。它使书法艺术从书斋雅玩进一步走向大众普及，完成了古老艺术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这也是中国书法魅力所在。

　　纵观中国书写工具的历程，从甲骨铜器的契刻，到蒙恬改良的柔毫，再到今日硬笔与数码工具的交织，其演变的核心逻辑，始终围绕“实用效率”与“艺术表达”的双重追求展开。毛笔的诞生与极致化，是中华文明为世界贡献的独特智慧，它将工具的物理特性升华为精神表达的无限可能。而硬笔的古老渊源与当代复兴，则体现了文明血脉中讲求实效和与时俱进的一面。软硬兼施，各得其所，二者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共生，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字书写浩瀚而壮丽的双重奏。

　　工具虽有软硬之别，技艺虽有古今之变，但其核心指向从未改变，那便是以手写心，以线条留住时间的痕迹，以笔墨传承文明的火种。这正是中国书法艺术，也是其书写工具史，留给我们最深沉、最生动的文化启示。

　　抚今追昔，感怀笔墨千秋事，以溯其源流，明其嬗变，未尝不是一种最好的传承。

　　张况，著名诗人、辞赋家、书法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主席团委员兼书学理论研究部副主任、广东省硬笔书协副主席。

　　原载《佛山文艺》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