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访谈｜上海与红色抒情诗人——桂兴华访谈

　　访谈源起： 以“二十一世纪”来命名这个系列访谈，旨于赋予访谈本身以世纪性的特征。本世纪作为信息大爆炸与智能革命为特征，基于信息的平等化带来的竞争，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赛场比从前更加激烈;平台作为新的权力阶层，通过技术植入与技术招魂，正在形成新的统治，改写旧的权力结构。新兴的行业以及新一轮的行业细分带来的许多稀奇古怪的服务与泡沫的潮流，不断冲刷并促进着人类劳动与产业的重构。许多行业面临一场严峻的淘汰赛，电视、纸媒、翻译、汽车驾驶，机构信息处理等等率先进入了新陈代谢体系，大型生产系统的全智能化已经来临，而写作，这种人类精神活动核心的表征与生产，也面临着“被智能取代”。人工智能对于人类劳动工种的代谢，解放劳动只是初级的，本质上它的功能在于取消人类劳动的意义，并通过取消这一意义，改变人类生存本质。换言之，这种改变，对人类来说，实际上是生物性的。而在生物科学领域，基因编辑也带来新的伦理矛盾，是人按照自然进化保存人的纯粹性，还是允许基因编辑“人为改变”人的基因，这个命题在新世纪的头两个十年内曾被热烈讨论过，现在已进入第三个十年，这个课题以媒体界的“暂时悬置”仿佛退出了世界，但实际上，科学的这些进展，无论是好坏，一定会在某个时间找准它自身的契机，重新跃入人类的视线。生物编辑的目标所带来的伦理秩序的破坏与智能带来的方方面面的伦理冲突一样，其主要的矛盾还在于人自身的生存与“人造物种”之间的矛盾。从文学本身的领域来说，书写这种命运的剧变已在其次，真正需要的书写的反而是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命题，因为这些命题恰恰包含着对人类为什么要写作，写作的意义在于什么的回答。构成人类精神财富的写作活动，与智能模仿与理解中的写作活动之间存在本质的、可辨的异同，是拒绝智能，还是利用智能，利用是否等同于将写作权交付禅让，这都是本世纪已然产生的问题。在传统的劳动与职业伦理发生根本变局的当中，我们的访谈，包含着写作与人类本质关系的辩证，同时也包含着对本世纪变局的“茶余饭后”及“时代场合”的双重讨论。谈话项目，本身作为“非实业”，虽然有“空谈”之虞，不过，作为一种将错综复杂的时代现象企图熔于一炉的活动，其最基本的目标也包含了“启蒙”，或者将一些意识层面尚且朦胧的东西揭示于公共空间，以去神秘，去神话的思维之战。

　　访谈人：章闻哲
　　访谈对象：桂兴华

　　章：据悉，桂兴华诗歌艺术中心、上海浦东新区社会组织品牌建设助力计划、浦东中学、塘桥街道将共同举办” 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80周年”活动， 期间将朗诵田间和您的抗战诗， 田间被誉为“抗战擂鼓诗人”， 这种风格突出了诗歌的实用性和战斗性，结合您的的抗战诗创作与当下时代审美，您认为在当前，抗战题材的诗写应在主旨和风格上作何种侧重?

　　桂兴华： 这次的朗诵会，我的作品相对来说以 “毛泽东”为关键词，但 当下我创作的“毛泽东”会与以前的作品不同，我尝试突破自己，结合当下时代在思想和观念上的演进程度，来表现“新的毛泽东”。首先，是押韵，这听上去像是又回到旧的传统，但实际上，通过实践证明，朗诵诗如果不押韵，在朗诵气势和效果上就会削弱许多。所以，朗诵诗还是要加强押韵环节。田间的“擂鼓诗”，没有押韵就不能起到巨大的鼓励抗战的效果。就像田汉写的歌词一样，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最强音，极大地鼓舞中国人民，押韵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起用“押韵”，这是一个辩证的更新过程。它不是延续旧习，你明白的。其次它本身也体现了音韵美，我们不要去破坏这种美。音韵是一个必须的审美单元，比如田汉的《秋声赋》，虽然不是强调押韵，但是它强调了用听觉去感受一个时代的变局，强调了声音对一个时代的典型描述。
 

　　章：除了强调音韵，您这次的作品还有什么突破?

　　桂兴华：如果以前是从历史时空本身的序列上去还原历史，那么，现在切入的角度是多样性的，突出了“我”作为抒情者和叙述者的角度介入历史时空时的感性体验，如“我蛰伏于红旗的一角，像触到了母亲的笑容里一道深刻的皱纹”，这种“我”的个人生命体验的加入，与历史人物之间有了崭新的“交流”。其次也会有多层次的物质意象及通感来渲染一个时代的氛围，如“钢琴”等，是从听觉与音乐本身的形象来强化对一个时空的印象。再次，历史意象是像电影画卷那样快速呈现和递进的，从天安门层楼到抗战画面，再到新时代的街道时空，这种行进方式不是一种具体的还原，而是象征性地、缩影化地还原。
 

　　章：为什么这次朗诵把您和田间的诗放在一起来进行?

　　桂兴华：田间作为一名抗战擂鼓诗人，他的诗具有充分的抗战情绪，他的诗一上来，整个抗战氛围就出来了，我们这个朗诵会的抗战主题就十分突出了，我的创作部分，就不单纯是抗战的内容，还有建设时期的内容。其次，我这次的作品尝试在历史内外多样化的表达，另外还从人物本身去进行多层次的“抗战”表现，如从领袖的角度，从人民的角度，后一种角度主要是从《阿庆嫂》这首诗去表现。党是中流砥柱，人民是抗战主体。田间是鼓动性的，强烈地表现了那个历史现场，我的是回忆与现场重叠的，这样整个朗诵会在表达上会更加完整。
 

　　章：您是政治抒情领域成绩比较突出的一位诗人，当下有一种现象，或有一种潜在诗坛形态，就是你可以政治抒情，但不要自己强调这是一个有“政治 “前缀”的抒情，同时在创作中，诗人们也倾向于将政治抒情的政治属性淡化，或者将原本比较术名化的政治抒情融入世俗抒情，去其政治名义，关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桂兴华：我本人不但是红色诗人，我也有别的颜色。红色是主要的，但单纯是红色的，作为一个诗人在创作表现上是不够完整的。就政治抒情而论，许多人是“怕触电”，所以在态度上比较谨慎。前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对我有一个评价：“桂兴华不仅是一个激情饱满的诗人，同时他写作态度非常严谨”。谢冕对我的评价是：“桂兴华在政治抒情领域贡献巨大，他几乎每一年都有一组重大的政治抒情诗出来，这样激情饱满的诗人在中国是不太有的。”我对主旋律与焦点新闻方面的题材都比较敏感，这与我原来是新华社记者的身份有关。但政治性有时会与文学性打架，避免说教是很关键的，另外，政治抒情需要三个积累：思想积累、生活积累、与情感积累。很多诗人在思想积累上不够，对于历史钻研得不够深，对于把握主题就难免不够正确。

　　章：您的意思是，在诗歌创作上的规避政治，主要是源于许多人通常不够严谨，如果大家都能够深度钻研历史，党史，都能够正确把握历史，这种有意识无意识的规避也就不需要了。

　　桂兴华：这样理解也可以。

　　章：中国诗歌地理上，举例来说，西南基本是围绕《星星》诗刊展开的，其次是他们有一个“杜甫草堂”，有一个诗歌节，这两个加深了成都作为诗歌地理方块的特征。在我个人的观察中， 近几年，由于您在上海成立自己的工作室，聚集起一大批诗歌爱好者，展开各种诗歌活动，而这种活动，包括创作，总是与上海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给人留下一种深刻的印象，上海形成较突出的诗歌版图意象与概念，是由于您和您的同仁的存在，可否深入谈谈您在上海近年来的诗歌事业?

　　桂兴华：《新民晚报》有两个记者，一位是文化新闻部的前副主任杨展业，一位是何成钢，他们在上海作协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之“桂兴华诗歌研讨会”上对我有一个说法，说“桂兴华在上海是孤军作战”;谢冕在北京的一次活动上也说过：“桂兴华在上海诗坛上是一个很独特的诗人”。这些评价说明什么呢?说明重大主题很少有人写。其次，这也是一种呼吁重大题材创作的声音，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傅亮以四万多字写一篇长篇报告文学：《他渐渐红了——桂兴华诗歌创作之路回顾》，曾在中诗网上连载，他说： “在二十五年中，每当我们的生活迎来又一个激荡人心的重大事件，每次当我们的祖国与城市迎来又不一个举世瞩目的难忘时刻，我们总能听到桂兴华作为一个红色诗人发出的率真的声音……”“他并非以诗人的单一角色活跃在诗坛……他还是一个活动策划，现场导演，甚至是一个剧务，一个跑腿的办事员;他筹备朗诵会，举办展览，编辑朗诵诗报，多种角色转换于他对诗歌的忠实追求 与热忱的行动中。” 上海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丁建华曾说过：他的作品强烈地印上了时代标记，及时地喊出了时代的声音。像他这样敏感、果断、充满激情的诗人真是太少了。”许多人的评价中都标示出了我的地域性和作品特征，比如诗人罗洛也说过：“桂兴华是上海红色文化价值取向的极好体现”。

　　另外上海市前任作协党组书记王伟，认为“诗人应该有大胸怀大格局，桂兴华是这方面代表”。

　　现任党组书记马文运，评价我的作品“文学性，思想性俱佳”。——我的声音，加上他们的声音，大致上可以概括出我在上海的工作情况。
 

　　章：您觉得诗歌的使命是什么?

　　桂兴华：可以自豪地说，改开以来，我是一个政治抒情的领跑者，以前是比较低调，之后是一马当先，冲到了第一线。我在安徽当知青的时候，《安徽文学》的诗歌栏目主持人刘主慈有一首成名作叫：《为高举和不举的时候歌唱》，这是一个“使命”的解释。刘主慈发过我的一组诗，题目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当时处于1976-1978年这个特定时间，社会处于新旧两元之间的潜在和显在的波动期，所以这首诗反映了一种态度，一种针对时代波动性的观点。我想这也体现了诗人的使命。公刘有一个报告文学集《裂缝》，对于诠释时间与空间上的间隙性表达、人的情感的时代转型同样是极有意义的。我1970年下放到安徽定远县，在凤阳师范毕业后又回到定远县当创作干部，后来是到文工团当编剧，于1979年返回上海，在参加上海作协组织的一次青年诗歌比赛时，现场中，我为罗中立画的《父亲》所题的诗，在评奖环节抹去姓名，且无记名投票的情况下，获得了第一名。罗中立的《父亲》当时在比赛现场，以巨大的画像形式挂在墙上，宛如领袖，我立刻悟到了这是人民的伟大性。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民也像伟人一样，“父亲”沧桑的脸上体现出的勤劳，担当，任劳任怨，都体现了大写的人格。讴歌劳动人民，正是当时当地诗人的使命。这首诗后来发表在《上海文学》上，上海诗坛上从此有了我桂兴华的声音，某种意义上，也是我开始以诗歌名义关注上海这个城市成长的起点。
 

　　章：最支持您恒久地坚持创作与展开诗歌相关活动的因素是什么?

　　桂兴华：关注时代的最佳形式是政治抒情，时刻卯住时代的焦点。我记得有一次公刘到上海参加报告文学相关的活动，我当时就坐在他身边，他问我：最近在创作什么?我说写了一首《一位红卫兵的忏悔》，这首诗发在《星星》诗刊上;1980年，南京《雨花》杂志发表了我的一首《我走进飘香的商场》，来歌唱新时代商业新气象，既纪念昨天，又歌唱今天。后来我在哈尔滨首届散文诗年会上，我念了一首《南京路在走》，轰动全场。这是我进入散文诗领域打响的第一枪，这首诗开创了“硬派散文诗”风格。当时，艾青、柯蓝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除了我创作的包含重大主题的长诗，这些作品，同样代表了不同时代的主流精神与气象对于一位诗人的召唤，我的创作动机和源头在其中是显而易见的。
 

　　章：您的抒情中都是大主题， 在您的夫人去逝后，您写过一组追悼她的诗，我觉得这也是您诗歌创作生涯中必须完成的一个大主题。在我看来，这似乎给了您一个创作政治抒情外主题的契机?

　　桂兴华：对， 我爱人是2015年去世的，我对她的悼念主要收在2017年《南京路在走》这本散文诗集里的最后一章《在梦与醒的孤祷中》。《散文诗年选》的主编邹岳汉为这本诗集作了序，赋题曰：“桂兴华，一个以个性姿态自觉占据时代坐标的诗人”。谢冕在安徽的《诗歌报》上发表过一篇评论，题为《追求力度的散文诗》，是一篇对我的散文诗进行专门性议论的文章。他认为我“死死地盯住严峻的现实生活”，以自身的努力，为男子汉的硬派散文诗冲开了一条路。我的散文诗之思正如谢冕指出，主要是投射于城市景观，也有亲情，和更多关乎个体心灵的表达。是我作为一个诗人除政治抒情外的一种写作的充实。
 

　　章：从您个人的观感出发，您认为世界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政治抒情诗人的?

　　桂兴华：第二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曾给我颁发过一个“中国当代诗人杰出贡献金奖”，当时颁奖词是这样写的：桂兴华长期以澎湃的气势与生动的细节，为当代诗歌体现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作出了卓越成就的贡献，为了扩大主旋律题材的社会影响，他在各个层面，广泛利用……在重要的历史节点，连续推出了红色诗歌的宏篇巨著与朗诵演绎，他是中国政治抒情的领跑者。基于上述理由，国际华文诗人笔会授予他“中国当代诗人杰出贡献金奖”。其他方面，中国的政治抒情被译介到国外的相对较少，国内对国外政治抒情的关注相对要稍微多一些，不过也不是持续性的关注，革命时期，我国对国外政治抒情诗人基于学习和借鉴，以致用于现实的目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多。那么，这是辩证的，如果别的国家需要革命，他们可能也会关注起中国的政治抒情诗。
 

　　章：世界范围内，您最喜欢的诗人是谁?

　　桂兴华：俄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 ，他写的《列宁》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章：他的诗在哪方面影响了您?

　　桂兴华：刘宾雁翻译的彼尔卓夫的《论马雅可夫斯基的思想性与技巧》中认为他的诗总的来说是“个人抒情与革命宏大叙事相结合的”的艺术。他的阶梯式分行，语言上的未来主义，对伟人进行“平凡而伟大”的现实主义刻画方式都是对我有启示的。

　　章：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写作了，除此之外，零零后也在展开他们的抒情，您有否关注过零零后诗人?您认为当前的诗坛正在经历什么?

　　桂兴华：AI 对我的诗也有评价，不得了。网上我看到过，它对我的诗的评价百分之九十是对的，其余就有些过分。总的来说还是肯定的。它的评述风格整体上来说还可以，归纳上有优势，具体的陈述上有些环节还是有待完善。所以人类完全把写作这件事交给AI是不行的，一个好诗人，或好作者写出来的东西，是任何模仿性的写作超越不了的。如“幸存的小手向红旗致敬”——这样的诗句，只有在生活第一线，关心民间疾苦的，在生活低层挣扎过的人才能写得出来。

　　章：您怎么看零零后新生代诗人?

　　桂兴华：我有时也会看现在的年轻人在写些什么,零零后在我看来，文字上并不“年轻”，反倒有些“沧桑感”。让AI来总结，它的意见是零零后语言上更倾向于“碎片化”“视觉化”等，他们通过网络多媒体传播作品，影响也不可小觑。诗刊社、中国诗歌网不是也有专辑推荐这代诗人吗，可能受到国风复古主义的影响，这些诗人的抒情大多倾向于古典性。如果说使命，年轻一代担任什么使命，应该表现什么，这是一个会犯教条主义的问题，所以我们对年轻一代鼓励是首要的。其次，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角度和审美，我们先不要急着提意见。

　　章：这个问题是从第二个问题中衍生出来的：北上广是经济学意义上分析出来的三个各有代表性的大城市，就诗歌来说，他们的表现也是各有特色，从您的角度来看，北京、上海与广州(或深圳)，各自的诗歌现象居于何种形态呢?

　　桂兴华： 北京方面，围绕《诗刊》来说的话，它主要是以表现“自然”为主。现任主编李少君有一首诗给人很深的印象，题目叫《我是一个有背景的人》，他的背景虽然是自然背景，写的是祖国大地上的自然风光，歌唱祖国的好山好水，但同样令人想到这个“背景”外的社会背景，可谓意味深长。他还有一首诗，写“春风一下子刷亮了自己”，很健康向上，都是立足“背景”，把政治融合在自然风光里。从主编的诗风，再结合看《诗刊》的作品，它的审美趋向，其实是一种隐喻性很突出的“自然书写”。最近《诗刊》社与鲁院联合举办了一次“诗歌高研班”，邀请学员们为第一线的劳动者赋诗，具体对象就是卡车司机游国春，2025年6月24日，货车司机游国春途经因强降雨垮塌的贵州猴子河大桥，车头悬于30米深渊上空，生死系于一线，他向后面的车子大喊：不要开过来，前面堵住了!这一喊，救了后面的人，而万幸的是，他自己后来也被救援队救了。诗人刘笑伟那首以蜜蜂采蜜的形象比喻悬空的货车，比喻勤劳善良的劳动人民，比喻游国春这样的卡车司机传递善良犹如传递甜蜜与芬芳，在奇诡巧妙之外，在视觉上实际也是一种自然景观的强制前置。就是把原本很社会性的景观逻辑，转化为自然逻辑。我那首则抓住了“死神”与“爱神”，这两种形象，也是对道德审判现场的淡化，将之转回到更原始的人类精神与命运的语言逻辑上，如果从《诗刊》的审美向度来说，实际上也是一种自然化的处理。但我个人认为这是诗歌形象的一种处理原则：要干净利落，不要复杂。

　　上海在政治抒情题材方面其实是很谨慎的。公刘写过《大上海》这首诗，他写“半两粮票”的事，全国只有上海有“半两”粮票，这与北方是不同的。我的《邓小平之歌》完成后，一直到小平同志去世前夕才出版。从上海这个方阵来说，这里有一些转折，一是从一开始“需要向北京申报”，到最后以“一般题材出版”;二是对重大题材创作作品的出版从“观望研究”到后来《光明日报》以《冷寂诗坛的一声春雷》加以重点报道;三是因艺术家秦怡在1997年两会期间朗颂了《邓小平之歌》的部分章节，引起了《工人日报》、新华社等的注意。他们当时问秦怡：你都背这么熟了?这一问之后，新华社就给我来电话了，让我把《邓小平之歌》全部发给他们，他们看了之后，就决定把它用在文化部举办的《大海中永生——悼念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音乐朗诵会上。朗诵者是孙道临、秦怡、 曹可凡和袁鸣。当时这个朗诵会有两个部分，我的《邓小平之歌》是一个部分，另一部分就是新华社记者何平与刘思扬采写的通迅《大海中永生》;四是，在北京朗诵会结束后，《于无声处》剧组也紧接在外滩朗诵演绎了《邓小平之歌》;五是，这部长诗继江苏文艺出版社首版之后，上海方面又出了一个精装版。说明什么呢?上海对于重大题材的诗歌作品之感受与处理，严谨甚于敏锐。《新民晚报》的老牌记者于亮晶和杨展业等同志曾在上海作协会议上评价说“桂兴华在上海这些年是孤军作战”。——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是诗歌的不容易。

　　章：别的地方要容易点吗?

　　桂兴华：为什么诗歌大省是在四川啊，还有河南河北这些地区呢?我的大本营是上海，我也写了很多关于上海的诗，上海与我的诗歌生命基本上已融为一体。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更加切实地感受到它的严谨对于我的诗歌创作的一种磨砺。这应当说是相辅相存，不用说，我也因此变得严谨。但诗歌本身是一种敏锐的艺术，它要“先声夺人”，在别人还没有这种声音时，发出它的第一声。上海现在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许多事物都走在前列，诗歌也应该走在前面才对!

　　章：我恰恰认为上海是您的最佳背景，上海有您在，才使得诗歌有了一种地理方块上的名义。许多与您的创作相关的活动，一直以来都是上海诗歌的前沿，代表了上海诗歌的声音。再谈谈广州深圳的诗歌大意?

　　桂兴华：广州深圳这块，世界华文诗人协会是比较瞩目的，以野曼、峭岩他们为首的一批老诗人，大力提倡政治抒情，他们曾在珠海搞了一个朗诵会，当时我朗诵的是一首《南京路在走》，贺敬之、李英都在现场，都感叹朗诵效果之好。世界华文诗人协会影响力还是很大的，面向世界，尤其是与港澳台的诗人、评论家有比较多的交流。相对来说，深圳这一块，聚集的是一批朦胧诗人及其评论家，像徐敬亚，梁小斌、苏婷等都在那。苏婷遇到我时，称我为红色诗人，我说，我不只是红色的，我还有其他颜色。我对苏婷说：你的政治抒情诗也很厉害呀。苏婷没有否认。所以广深版的诗歌，应该说有两种形态，但这两种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内在的辩证一致性。

　　章：《邓小平之歌》 曾于2016年以音像的方式出版了朗诵片， 朗诵者是我国著名 表演艺术家秦怡， 时隔多年， 可否请您再次谈谈这首长诗的创作过程?以及秦怡老师以声音诠释您的这首长诗过程中的点滴?

　　桂兴华：我曾写过一首诗《春姑娘》 ，那是在五年前的中国文联春节联欢会前夕，秦怡让我写一首关于春天的诗。我说：可以，你就是春姑娘。这之后，秦怡说她在三个地方朗诵过这首诗。这个春姑娘是谁呢?是时代，也是一个个具体的朝气蓬勃的奋进者。她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尽管她已是90多岁的老人。我和她自《邓小平之歌》之后，就是同一个战壕上的战友，同时也是挚友，师亲，她多次朗诵过我的诗歌，建党90周年前夕，我与她一起排练即将赴京朗诵的诗歌《相约1921》;我的《大地的呼吸》声牒的朗诵者也是她。塘桥社区“春风一步过江朗诵团”也有她的支持;“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高峰论坛”也有她的身影。她在一次活动中感叹地与我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总是记得她在排练朗诵时的样子，每次朗诵前都要亲自用钢笔抄录一边，以便加深记忆。她是名符其实的“春姑娘”，因为她总是在歌唱祖国的伟大事业，总是在祖国的“春风”里行走。

　　章：《散文诗》本年度第七期刊登了您的《旗袍，悠悠然》等，这个标题看上去与您一贯创作主题迥异，能否谈谈这组您创作生涯中的“番外篇”的基调与创作动机?

　　桂兴华： 首先我是上海旗袍联谊会的顾问，所以才会写到这个旗袍。旗袍，在我看来是“慢的艺术”， 穿上旗袍，你不能走得太快;其次，穿上旗袍，你的优点与缺点都会显露出来。再次，旗袍不分年龄，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都可以穿，不分老幼。所以旗袍既是婉约的，也是直率的，更是民主的。这三个特征也足够成为我去写旗袍的理由。再者，旗袍作为一种被现代服装界认定为时装的客体，它其实又是与海派文化联系在一起。我一直在写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旗袍作为一种有历史积淀的文化服饰，当然也不能忽略。有空的时候，逛逛上海的文创店，古玩店，你还会发现，那里也包含着一种红色文化的传统，上海是红色革命的老基地。

　　章：最后一个问题，您怎么看贺敬之老前辈的政治抒情诗创作?

　　桂兴华：贺老前辈一直对我非常关怀。在中国作协第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桂兴华代表了政治抒情的新经验，桂兴华走在这个领域的前列了，正在打开一个更加辉煌的前景。贺老这个话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他把自己的政治抒情诗看作是一个过往的形式，他说我代表的是新的经验。这样从我个人来看，我认为这也体现了贺老对诗歌的敏锐性，如果他不受年龄带来的精神体力的限制，继续创作的话，他一定会与时俱进，继续成为政治抒情领域的领航诗者。从情感和呈上启下的角度来说，他在过去是，领航者之一;在当前，他虽然不再写诗，也不再评论，但其实，在我们心里，他始终是一位领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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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兴华简介:

　　祖籍宁波，生于上海。中共党员。1982年毕业于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曾任《文学报》记者、编辑，《上海文化报》副刊部副主任，《开放月刊》总编室主任，现在上海文广影视集团工作，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电视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浦东新区第一、二、三届政协委员。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国家一级编剧。主要作品有《跨世纪的毛泽东》、《邓小平之歌》、《中国豪情》、《祝福浦东》、《永远的阳光》、《青春宣言》、《智慧的种子——长江抒怀》、《又一次起航》和《城市的心跳》等九部长诗。作品曾获上海青年诗歌比赛一等奖、《萌芽》创作荣誉奖、纪念郭小川诗歌大赛特别奖、中国广播文艺一等奖、全国电视诗歌散文展播特别奖、中国人口文化奖、共青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纪念中国散文诗90年优秀作品集奖等。策划的朗诵活动获得上海浦东新区群众活动特别奖。
 

　　章闻哲简介:

　　本名章文哲。曾用笔名冰绿主意(义)、章少卿等。1973年出生于浙江诸暨。诗人，文艺批评家，译者。前《黄河诗报》主编，评论员。撰有散文诗理论专著《散文诗社会》，文艺哲学论著《中国社会主义美学探微》系列及百万余字艺术哲学类论著《梦、艺术、人本主义》、军旅文学发展性研究《文学彼岸：从“花间派”到峭岩诗歌》等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