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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童和他的“太空诗”

2023-12-04 作者:唐晓渡 | 来源:《文学自由谈》 | 阅读:
王童的“太空诗”从审美的角度大大拓展了通常的认知模式。地球因之变得更小,历史因之变得更短,而我们的视界和胸襟因之变得更为阔大开放。

本文刊于《文学自由谈》2023年6期。

  王童肯定算得上当今诗界的一个“异数”,异就异在他的“太空诗”一再呈现的狂想特质。数年前读到他的诗集《寻找旅行者一号》,几个呼吸间就被裹进了那搅动着长句式的狂想旋风,让我一时分不清,这样一本狂想之书到底是出于一个狂想的人,还是狂想本身找到了语言的形体?如果说我倾向后者,其原因倒不在于人/诗不能互质,而在于那种跨文明、越古今的汪洋恣肆犹如另类的飞行,不仅给孤独的心灵带来了解放的巨大快意,也带来了横无涯际的遐想和思虑。

  宏阔的视野,巨大的激情,飞腾的意绪,疾驰的语速——随着此后王童创作“太空诗”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拾,其汪洋恣肆的狂想风格也一以贯之。尤其是见载于《延河》诗刊的《圣洛朗的眼泪》和近期刊于《人民文学》的《寻找东方红一号》,于意、艺两端明显延续、拓展、呼应了《寻找旅行者一号》,合而言之,可视为他的“太空三部曲”。把此类围绕英雄传说和重大历史事件而上天入地、贯通八方的长诗视为某种“类型史诗”并不为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再被点明的“寻找”主题。璀灿的星空、迷离的历史;不死的英雄、传说中的神灵、可能的外星文明;勃勃的雄心、不竭的勇气、同样浩瀚深邃的背景和前景……除了这些,王童在他激越的狂想中还在寻找什么呢?《寻找东方红一号》中言及的柏拉图“洞穴理论”隐喻了史前文明,两相对照之下,是否凸显了人类的生存哲学和发展大道?诗由此大大溢出了自身而又从根本上回到自身。

  一般读者读王童的这类诗,最初或会产生所谓“知识障”;而一旦破解那些障碍,则会有豁然归一的阅读快感。这里的“归一”和《说文解字》中“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凡一所属皆从一”,或道家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内在相通。王童曾在《美文》上就《圣洛朗的眼泪》发表创作谈,其中说到班固所言“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又举《水浒》与《红楼梦》开篇都征引神话故事为例,以为“女娲补天遗下一块石头成了《石头记》。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星游走在江湖打家劫舍,替天行道,皆遗有此类印迹”,可见他对“一”作为世界和诗歌共享的创生原理,确有自己的感悟和自觉意识。天地、寰宇、三界;过去、现在、未来,据此而在他的持续探究中混而不分,成为可供其倏忽出入的同一自由时空。

  王童“太空诗”的选材角度足够奇特新颖。《寻找旅行者一号》借追踪发射的“地球档案旅行者一号”展开了新一轮的“天问”,牵动着生活、思想、艺术、战争、历史诸多侧面;《圣洛朗的眼泪》借狮子座流星雨的天象而融入“天人合一”的理念;《寻找东方红一号》更是将“寻找”的终极目标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诗的浪漫魂魄和气势,令人不由想到郭沫若的《女神》,尤其是《天狗》和《凤凰涅槃》,想到他的新编历史剧《屈原》中的名篇《雷电颂》,其中激荡着《天问》《离骚》的主题回旋和变奏。郭沫若和屈原也可以被视为不同程度的狂想诗人吗?也许吧。前提是这里指涉的,不仅关乎个别诗人、个别作品的风格,也关乎所谓“新诗”,以至“新中国”的文化原型和道途血脉。当然,无论是屈原还是郭沫若,其狂想在具有开创性质的同时也都不得不为其各自的历史条件所拘;而王童的“太空诗”,则借助现代航天科学的日新月异,以其语言图像中在在都是的“现代性”标识,刷新了狂想的历史地平和天空:

  你看见了玉兔奔跳的身姿,你听到了安泰俄斯咆哮的声音/旅行者一号已抵达太阳系边沿,哈勃望远镜发现璀璨的太空城市,后继的量子卫星突破暗物质的屏障如影随形。

  我的罗汉金身是个宇宙,脑纤维脑神经辐射扫描出了九天的轮廓,它们舞动着,旋转着,聚集起,胚胎诞生。

  我握住时空的经纬,让天空垂挂在我的脖颈上。天空成我观海的窗口,天空融进我飞行的梦想。我观望着星辰大海的奔涌,游弋进了龙门开启的江河中/鱼跃上了姮娥漫步的宁静海边。梦境叠替进颅脑的圈层,一串飞旋的精灵四处飘散。巡天的矿灯嵌在我的脑壳上,照亮深邃的穹窿矿脉/开采出了炭烧样的恒星系。

  王童在其“太空诗”中营造的此类大开大阖、如梦如幻的情境,突破了常规意义上的认知阈限,打碎了知识之间的系统区隔,奇思叠出,异彩纷呈,而又隐藏着种种触类旁通的可能性:众多神祇的降临,令人想起《山海经》里的巫妖魔王;屡屡浮现的三星堆迷津,意指更揭示了其心迹的深沉。试将“太白霜月沉入海底,五行山下的孙猴子,期盼着山崩地裂,坑中的焚毁,渴望烈焰里的涅槃”(《泥土中的星星》)和“酒泉的酒是从天而降的甘露, 酒泉的引子是陶成道炼丹凝成的酒酿。盛酒的方樽远地2368千米,椭圆形的酒杯倾角68.44度,开启喷射出的琼浆去开怀畅饮。酒场的狄康师傅指挥着他的弟子们,飞铲着古井中的醪糟,让曲香飘散四野”(《寻找东方红一号》)这样的诗句并置一处,不唯可在比较中见其异曲同音之妙,亦可经其内心期盼,发现其与中国古典如李白之《梦游天姥吟留别》、李贺之《秦王饮酒》等“游仙诗”之间的一脉所系,秘响旁通。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连同“卫星”一词所凝聚的相关历史记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难以忘怀的。就此而言,王童诗中那座矗立于天地之间的古琴,在弹奏出东方红音符的同时,也不断拨动我们的心弦,构成了某种复杂的音画对位、余响不绝的共振效果。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当然是激情燃烧岁月的产物,其间融入了几代人的奋斗,实现了多少自古以来多少国人的飞天梦想。它标志着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已搭起了九天揽月的天梯,曾经的睡狮将真正实现由农耕文明而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跃迁,其步幅之陡,甚至令自己都有点猝不及防。至于这对以现代性为其合法依据的新诗来说意味着什么,则需要诗人们经由反复的挑战和应对的历练后才能给出自己的回答。

  王童以三部曲为代表的“太空诗”或多有不足,但无疑是迄今最直接也最耀眼、最响亮的应答之一。这里,一再标明的“寻找”主题与其说暗含了曾经的犹疑和迷茫,不如说表明了什么才是诗歌方式的沉着和适时:一方面,继“东方红一号”后持续积累,近年来更是突飞猛进的航天成就,在不断强化前者仍悠然在轨的启示的同时,也不断酝酿、激励着王童创作“太空诗”的动机;另一方面,要驾驭如此的巨型题材,需有待一系列个人和非个人要素的彼此生成。若不能基于自性善从当代诗歌以至百年新诗在敞向未知世界的持续变革中充分汲取,并经由反复锻炼形成足够成熟的意识和技艺,则极易导致空洞浮华甚至失重坍塌。就此而言,不妨说王童的“太空诗”,实出于历史/诗/人彼此遭遇的某种机缘际会。如果说从中可以听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曾席卷全球的未来主义思潮的某种回响,那也毫不奇怪,因为未来主义正是其时科技爆发和“工业化”加速互为推动,并深刻影响文明进程结出的最初思想果实。这些伴随着资本的扩张、危机的酝酿、战争的轰鸣和革命的狂热,由其孕育和催生的果实虽不免青涩,却引发了人类社会、文化、艺术诸领域的剧烈震荡和根本变革,不仅留下了一系列耀眼的节点事件和名字 ,而且留下了至今尚可咀嚼回味的巨大精神遗产。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把王童的“太空诗“列入同一精神谱系;然而在任何意义上,它们都决非马雅可夫斯基或阿波里奈尔的隔日雷鸣。所谓“未来主义回响”,更准确地说,是指王童将其作为某种元素,某种维度,融入了其一心营造的那个令屈原和但丁混而不分的浩渺星空,那种过去、现在和未来彼此融入的审美奇境;而无论他的语态有多么开放和国际化,其重心都不离当下和中国。这不仅体现于他的诗中出现的众多航天员和宇航科学家,也体现于他令神话、传说、历史、现实相互交织的运思方式。组诗《嫦娥的眼泪》《人民文学》,2021)将“嫦娥号”奔月、“祝融号”登陆火星、“天和号”空间站等当代太空探索成就化入传统神话,其中的一节诗句典型地的表现了他的这一运思特征:

  我相信嫦娥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她的眼睛闪烁着群星,她的眼睫围绕着地球的山林,她的瞳孔透视着浪漫的柔情。”/屈原在天问,山顶洞人在问天,三闾大夫挥洒着新的篇章。长征五号垒起穿越火焰山的天梯,红军团跋涉到了遥远的天涯。

  有同仁认为王童的长诗很有聂鲁达之风,大概是指二者在运思上的汹涌澎湃、气势宏大和修辞上的泥沙俱下、不择而流暗合相通吧?这其实也是放眼大时代,怀有大梦想、大激情者很容易趋同的品质。不过,二者的不同之处亦一眼可辨。概而言之,聂鲁达所执着的是一个大陆未曾实现的梦想,基调中更多痛楚和沉郁;而王童则因当代中国实现了“飞天”的千年梦想而发现了太空诗这一“新大陆”,基调中更多惊喜和昂奋。确实,设若没有当代中国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异军突起,没有作为其知识背景或狂想基石的现代物理学、天文天体学,以及大半个世纪以来人类航天实践所提供的丰富积累,或许就不会有王童的“太空诗”。我听说他最初发表在《诗刊》上的《神舟穿越》一诗,不仅曾被百位航天航空领域的科学家们在不同场合朗诵过,还被列进了相关大学的考研指南,可见王童的诗与其致力书写的这个大时代,和堪可象征这个时代的高端领域声气相通的程度。

  王童的“太空诗”从审美的角度大大拓展了通常的认知模式。地球因之变得更小,历史因之变得更短,而我们的视界和胸襟因之变得更为阔大开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阅读时,即便在有所不适的情况下也会感到荡气回肠的原因。与此同时它们还包含了某些有趣的冷知识、冷视点。比如在他的诗中反复出现的秦始皇身影。除了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大一统象征外,这个秦始皇还拥有另一重身份,即人类历史上罕有的曾与外星人相会者。此传说来自《拾遗记》记述的同宛渠人促膝谈心一节,霍金因此称这位千古一帝很可能还活着,令人遐思。如果说这里多少还有点怪力乱神的味道,那么,另一处想象秦始皇7年巡游的座驾为哈雷彗星,却自有科学根据。观察到哈雷彗星早就见载于中国古籍,前后达29次,秦始皇7年正是其中之一。这颗地球人唯一可以凭肉眼就可以看到的彗星上一次临幸是在1986年冬,我曾有幸目睹。但见它拖着长长的慧尾,像一道龙影静静地贴在冷冽的星空,王童差它作秦始皇的座驾,倒也两不相负。我们当然也会想到,这个外观美丽却质量稀薄的天体回归地球视野的周期大约是每76年一次,而新诗自“五四”时期诞生迄今,也不过100年多一点,换句话说,只相当于它在轨道上运行不到一周半的时间。如此在同一的时间尺度下,将这各自发生在遥迢深空和现实大地的美学事件两两比较,是否可以让我们的写作在攸然获得信心加持的同时,也对虚无的奥妙有更多的领略?由此还可以导向另一重天上人间的视角转换:

  我仰望着你,地球,就如我推开月色的窗口,就似我从观海亭等待日出。你是我的月亮,你是我的恒星,你的引力已从我的体内弥散。我仙在醉酒,我神在纷飞,我在缩短你同紫薇的距离。

  (《地球,我望着》)

  最后提一句《寻找东方红一号》的版本问题。之所以提到,是因为见刊的版本和所曾见过的电子完整版有相当出入。当然两相对照,也可以说不是问题。无非尺长寸短,各有所适而已,其航天情结的内涵则是一致的。“东方红一号”隐喻着东方复兴的主题,是王童内心追求的另一个在轨“空间站”。缘此,王童诗歌探索的脚步必不会就此终止,而他的诗路也将越拓越宽。

2023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