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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机趣——论陆健诗歌生态的磁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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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林国 来源：本站 责编：周占林 日期：13-05-20 16:50:47 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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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生活和没有诗意的作品》等作品也同样有着诗人对语言策略的精妙运用而达到的非同寻常的美感效果。
不可否认一首诗歌语言策略的重要性，不可否认一个诗人在诗歌语言上大胆尝试并付诸规模化实践的前瞻性和创造性。陆健在当代诗歌创作中对诗歌语言的综合思考和实践作为诗坛的一种价值存在，无疑是优秀的独特的。
三、内蕴于诗性话语言说智慧的讽刺艺术
时代的发展常常使人对艺术作品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要求越来越高，关注越来越强烈。尤其对于诗歌文学来讲，创作走向与作品更是不断经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审视和考验。对于一首好的作品而言，最重要的一个要素莫过于如何巧妙运用诗歌话语并通过一种较为恰切的言说方式组织诗歌的逻辑架构，有效地将诗人的情感情绪和思想内涵融注到诗歌文本的整体结构之中，在呈现诗人诗性话语的言说智慧的同时，带给阅读接受者丰富的审美感受或心灵愉悦。从“五四”时期新诗初创阶段的代表胡适开始，到新诗浪漫主义代表诗人郭沫若，到20年代早期象征派代表诗人李金发，再到新月派代表诗人徐志摩、闻一多及30年代现代派诗人代表戴望舒，再到活跃于40年代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诗派和以穆旦、袁可嘉等为代表的九叶诗派诗人，乃至于中国当代的优秀诗人，其对诗歌话语的认识都表现出传承中的新变和实现精巧的诗歌元素与诗人自我创作个性的有效结合，从而使得诗歌产生一种诗歌魅力，在推动中国新诗发展的同时也为新诗美学价值的凸显起到了很好的支撑和引领作用。陆健作为当代诗坛的优秀诗人，以自己的诗歌灵性从诗歌话语的言说智慧方面努力拓展新的写作可能，在他的作品中，诗歌话语的巧妙运用使得诗歌充满了机巧性，这种技巧性和诗人对现代诗歌讽刺艺术的深度把握有着紧密的联系。
中国现代讽刺诗自“五四”时期出现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高潮，每一阶段讽刺诗的创作都表现出不同特征。一般认为，中国现代讽刺诗的初创阶段为“五四”时期至二、三十年代。“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各种体裁发展并不均衡，以小说、散文、诗歌、杂文、随感等体裁的发展为主要表现。短篇小说更为显要。就“五四”时期新诗领域的讽刺诗创作而言，总体的特征是势弱、低沉、活力衰微、压抑、边缘化。虽然不乏胡适、陆志韦、徐志摩等向封建礼教对人性残害的乱象的抨击讽刺，但小说似乎更具文体优势——就其时效性、积极性影响而言，以鲁迅为代表的讽刺小说、杂文创作比现代讽刺诗文体颇为强势。就当时情况与条件看，中国现代讽刺诗的发育不全在所难免，它只为现代讽刺诗第一次发展高潮的到来积累了能量和经验。中国现代讽刺诗到四十年代中期进入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国统区出现了以马凡陀（原名袁水拍）的创作为核心的中国现代讽刺诗创作高潮。尤其是《马凡陀山歌》的出现，不仅形成了马凡陀的一种讽刺时政的独特写作特点，而且打破了中国现代讽刺诗萧瑟、冷寂、活力衰微、低沉、被冷落的局面，赫然形成中国现代讽刺诗的第一个高潮。臧克家这样评价：“1941年以后，一直到全国解放之前，讽刺诗成了新诗的主藏，每一个诗人都写了大量的讽刺诗。这是时代的使然。”①
40年代中期以后至“文革”结束前，讽刺诗作数量锐减，几近杳然。幸而，“由于讽刺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品格；它又是永生的；就人类的精神建构、现实主义的深化、讽刺诗文体的完善而言，‘讽刺是永远需要的！’讽刺火种不灭，给日后现代讽刺诗的再度繁荣埋下了潜在的机能”。②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现代讽刺诗的发展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社会不断进步，人们思想获得解放，各种新学说、新思潮、新观念给人们提供了新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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