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回首往事，努力过了，奋斗过了，也就够了。其实有时命运就是一秒钟一厘米的事情，那就是命运的另一种现场：
　　１９７８年，对于我来说，是个人命运中充满矛盾的时期,此前，我在陕西延安插队，在军马场当农工、仓库保管员，后来又在秦岭大山里的总后的化肥厂当团委书记，文化革命结束后调回四川，虽然还是个工人编制，但在地委宣传部里当新闻报道员，刚被送到省委党校学习，领导的重视，让我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没有能参加高考。眼看１９７８年的高考又要开始了，而我却每天的工作排得满满的，没有一点复习迎考的时间。请假复习，肯定不会准假，再不参加高考，又不甘心！
　　那天，我骑着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午休后去机关上班。从家出来是条僻静的小巷，小巷是道斜坡，因为我所在的西昌城，就是大凉山里一座依山的小城。小巷不是一条商业居民街，是由机关和工厂的围墙隔出来的通道。两旁是高墙，行人少，又是坡道，我从家出来一路飞快地滑行前进。自行车刚穿出巷口，就听得从头上传来一声惊叫，恐怖而绝望的尖叫。
　　我一抬头，前方一个男人，正从小巷道旁一棵高高的白杨树上，锯下一根侧枝的树干，树干在他的尖叫声中，已经从天而降。我本能地猛地捏紧自行车的双闸。
　　我睁开眼，我被自己吓住了，树干从我的鼻梁刮过，满鼻子是血，眼镜不在了。树干从我的手臂刮过，手臂和手背都是血。树干从我的小腿刮过，腿上也是血。我被抛到车前一丈多远，浑身是血躺在路上，回头看，那辆飞鸽车，三角大架被砸成V字，两个车轮还没倒，站立在树干两侧!
　　救护车把我拉进了医院，经过检查，骨头和内脏都完好无损，碗口粗的树干，齐刷刷地刮掉我一层皮，从鼻梁到两只手臂再到两条腿。大夫说：玄!你的自行车再向前一厘米，这一切都不需要了。
　　那时，我应该害怕。没有理由，没有预谋，没有准备，我就差一厘米。一厘米也就是零点零零一秒，我就会彻底完蛋!这实在是没有道理，生与死之间的界限就是一厘米，就是零零一秒？也太脆弱，太无理了吧？
　　说实在话，我被浑身的血吓住了以后，在等待救助时，已不是恐怖，而是庆幸。“我没死？真没死!”我从身上的疼痛证实了自己不是鬼魂。然后我看到了那站立出一副烈士样子的自行车，想，我真命大!(是高兴？)大树骑上去，自行车就趴窝了，可怜的替死鬼!(真不好意思，我当时已在想：一定要让砍树人赔我这辆自行车。)我抬起头来，看见那个砍树人。他直哆嗦，双手抱紧树，一个劲儿地问我：“你还活着？”后来这个人买了一个三角架，把车给我送回来，还说：“这三角架是新的，三十多元，我一个月工资没有了。”我很同情他。
　　正由于有高考这个特别原因，很快把这个悲剧当成了正剧甚至喜剧来欢庆。我在这事件以前，曾想报考大学，领导以工作需要为由，没批准。我被借调在地委宣传部当新闻报道员，算个不错的差事，也舍不得丢了，我也就没当成文革后第一届七七级大学生。这回在家养病一躺就是两个月，正好抽空补习迎考。怎么补？我读书时，数理化学得好，但快三十的人了，学理工学不出什么了！考文科，躺在床上，借来一叠课本读。最重要的是，在床头贴了三张大图：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再加一张中国历史年表。天天看地图，就背地理知识；天天看历史年表，就想年代事件人物。“地理一大片，历史一条线”容易突击得高分。等到我能下地走路了，也就进考场了。真是靠地理和历史得了高分，我成了我们地区文科第一名。被北京广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