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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诗歌从飘渺云端回到坚实地面

2019-02-20 作者:罗振亚 | 来源:《光明日报》 | 阅读:
当下,众多网络写手、诗人和编辑在书斋里凭借智力炮制的泛化诗作,从本质上讲就是在公开地误读与歪曲现实。
 

 【文艺观潮·创作无愧于新时代的诗歌】    

  作者:罗振亚(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编者按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对诗歌这门艺术形式的推崇,对温润诗意的不懈追寻,曾经在中国人精神生活谱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百年以来的新诗创作,延续了诗歌的内在精神气质,创造了诗歌艺术的新天地。
  在充分肯定新诗成就的同时,也需要看到当下的一些诗歌作品,过度沉溺于个人狭窄的情感世界,沦为自娱自乐的无聊消遣与文字游戏,对广泛而深刻的现实变迁要么置若罔闻,要么缺乏灵敏感知,已经丧失了诗歌的本体性功能,放逐了诗歌的价值引领角色。
  在新时代,诗歌如何突破因袭已久的惯性写作模式,如何与当下生活现场有效地沟通与互动,如何重新获取温暖人心、震撼心灵的力量,越来越成为涉及诗歌艺术生命与价值尊严的关键性问题。从今日起,本版开辟“文艺观潮·创作无愧于新时代的诗歌”专栏,集中刊发一组笔谈文章,以问题为导向,全面梳理当下诗歌创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力求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以促进新时代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

  
  必须承认,新世纪诗坛的喧腾多限于诗歌圈子。它的“热”和社会关注的“冷”之间反差强烈,群星闪烁的背后少见令人心仪的经典诗人与作品,表面的繁荣之下透着一股内在的沉寂。出现这种边缘化的诗歌生态原因何在?归根结底还是诗歌与现实关系的处理上出了问题。
 

  “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这个老话题常谈常新

  也许有人会说,“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这个老掉牙的话题实在没必要再提,哪个时代、哪位诗人、哪种写作不涉及这个问题?这不是已经留下许多成功的范例吗?其实不然。老生常谈证明问题重要。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所以能常谈常新。并且,不同时代、不同作者面临着不同的现实,不同作者面对同一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可能有不同的反应。历史证明,凡是诗歌与现实高度和谐共振、词与物之间达成双向渗透时,大手笔的诗人和经典作品即会萌生,屈原的《离骚》、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郭沫若的《凤凰涅槃》等就是例证。

  而一个时代如果产生了能够深刻介入现实、影响写作风气的诗人,产生了让人读后顿觉海阔天空、诗魂高迈又具有超越时间力量的经典作品,即便这样的诗人和这样的作品凤毛麟角,那个时代的诗歌也称得上繁荣了。考察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创作,发现它们和现实一直互为关联,时而异常密切,时而若即若离,总体上留下了一条从疏远到重建的运行轨迹。

  20世纪80年代的诗坛不乏一些紧盯时代、现实、历史之作,它们贴近国家和民族抒情,“大词”频出,但是多数偏于空洞,影响不大。有一部分诗歌努力在自然、灵魂、生命等领域进行精神层面的探讨,但过于迷恋技术和语言。这类作品诗意固然纯粹,只是人间烟火稀薄,从根本上阻滞了与现实、读者沟通的渠道,对诗歌陷入边缘化的处境难辞其咎。20世纪90年代的诗坛盛行个人化写作,“从日常生活的海洋打捞艺术的珠贝”成为一时的风尚。

  而21世纪虽然刚刚滑过19个年轮,但这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丰富与特殊程度令人咋舌。一系列重大事件促使诗人们的写作伦理水准普遍攀升,他们常常将自己和周边现实联系起来考虑问题,写下的诗歌作品对现实与时代有所承担,因为不食人间烟火的选择无异于自设“陷阱”。诗歌写作何时都允许有心灵化或纯粹化路线,只是不能做空转的“风轮”,一味地“净化”到只剩自我。诗人们努力远离过度纯粹和自我的束缚,谋求与广阔世界的联系。

  不少诗人将切身感受和原初经验作为情思资源,自觉打通小我与大我、一己情绪和公共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传递出了时代的声音。比如说,赵亚东的《带着稻米回家》,就像是从生活土壤上直接开出的精神花朵,“那些稻子说倒就倒下了/听命于一个乡下女人的镰刀/她弯下腰,拼命地梳理/一粒米和土地最后的联系//那些稻子被风吹着/那些稻子最后都倒下去,一片一片的/像那个收割的女人,默默地顺从于命运//那些稻子也该回家了……/我知道,把它们带回家/我必须用尽一生的力气”。精确而节制的文字,富于张力的描述,写出了农人劳作的艰辛。作品从个人写作出发,却传达出“非个人化”的声音,入笔虽小,旨趣却远,透过事物的表象闪烁着智慧和人性的色彩。
 

  诗人的情感一旦不与时代沟通,就只能是孤零零的个人情绪抒发

  新世纪诗歌格局中部分作品现实感浓郁、情真意切、元气淋漓,尝试改变诗歌文体弱于处理复杂事物的缺憾,大胆向叙事文学技巧“借火儿”。这些作品淡化凌空蹈虚的抒情倾向,努力重建与现实的关系,让诗歌更具包容性和真切感。然而,当前诗歌创作中观照现实的倾向并未构成大面积、强有力的覆盖,确切地说所占比重相当有限。而且,即便是那些称得上“及物”的现实性写作也不到位,对现实的本质存在误读,艺术水准滞后。这些问题叠加,使当下的诗歌总体上步履凌乱,与理想的沉稳状态相去甚远。

  当前诗歌的现实表现没有完全触及生活与生命的内核,存在着严重偏离现实本质的弊端。诗人们如果能最大限度地向现实生活空间敞开,会发现他们正置身于一个孕育大手笔的诗歌时代。好的诗歌都朴素真诚,逼近人的生存真实和时代良心。经过个人化写作时代的洗礼,诗人们纷纷在日常生活空间寻找诗意,这对内视角的诗歌本来无可厚非。可是不少诗人却极力标举诗歌的自主性和排他性,将诗歌异化为承载私密情感体验的器皿,个人欲望暴露无遗,泪水与庸常进行着琐屑的叠合。这样的写作姿态让诗歌有时完全沦为无价值的下意识、潜意识缠绕,成为自娱自乐的个体灵魂表演,既远远放逐了传统的忧患意识,也造成诗性和诗意的流失。

  而私密化、小情小调的流行,势必搁置能够传达终极价值和人文关怀的题材。诗人自我的情感一旦没有和时代、社会沟通,就只能是孤零零的个人情绪抒发,容易出现精神贫血、诗魂孱弱的现象,无法提供必要的思想与精神力量。一些诗歌作品虽然有巧思和情趣,想象力奇特,但过于庸常,没有精神的提升,或者怪诞得毫无深意和美感,只能让读者失望而返。

  不错,诗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现实都移植到作品中,他可以表现个人与隐秘情感,但如果大家都在个人区域里兜圈子,致力于本能、生存状态的揭示,拒绝“宏大叙事”,不去关注时代变迁、社会良知、国家命运,这样的诗歌作品就走入了自我窄化的逼仄空间。一个有出息的诗人,理应有明确的方向感,善于以个人视角去折射民族、时代、历史的鲜活现场。
 

  偏离现实本质与“艺术塌方”是当下诗歌创作的两个症结

  当下,众多网络写手、诗人和编辑在书斋里凭借智力炮制的泛化诗作,从本质上讲就是在公开地误读与歪曲现实。它们对现实的本质偏离也更为可怕。互联网的便捷和传播渠道的多元,成全了一批以“好玩儿”和盈利为目的的写手。他们没有生命的感动,没有思想的触发,更没有灵魂的投入,完全靠知识和书本代替生活体验,无中生有地“硬写”。基于功成名就后的匠气,多年打磨训练的技巧,以及一点点的小聪明,他们也可以把诗歌写得四平八稳、老到娴熟,看上去有模有样,但就是缺少生机和创造性,充其量只是一种技术的博弈,属于典型的思想“原地踏步”,搭建的是与生命、精神无关的“纸上建筑”“网上建筑”,成为玩意儿十足的形式飘移和灵魂的随意漫游。毫不走心或“为赋新诗”的发生机制,注定了这些诗歌与现实之间有着说不清的隔膜,其“假小空”的状态是对生活和生命本质更深层的偏离。

  与偏离现实本质相伴生的,是表现现实过程中出现了因技术滞后造成的“艺术塌方”。按理说,从20世纪80年代的喧嚣和90年代的沉潜中走来的新世纪诗歌,拥有比较理想的艺术高起点。如何将日常现实转换、上升为诗性现实,这对很多诗人来说不在话下,根本不是问题。可惜大量以现实作为诗情、诗思资源的写作者,缺少深厚的文化内涵,缺乏必要的超越意识,没有接通更为博大、智慧的精神情怀,更没有上升到审美的层次。

  有些诗人把真情实感的流露视为诗歌的最高旨归,这无形中将诗歌降格为无难度写作。他们的作品手法单调、滞后,现实有余,灵动不足,不但无法准确传达出繁复、微妙、生动的现实世界,也耐不住读者的咀嚼,滋味寡淡。如果说偏离现实本质的诗人没找准有价值的“现实”,而这些诗人面对好端端的现实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表现不到位、不恰切。他们操持着过于传统的技巧,这在日新月异的当下现实面前,显得老套和无力。

  可见,新世纪诗歌与现实关系的重建方向明确,为优秀诗人和经典作品的孕育创造了可能,也拉近了诗歌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但是目前诗人们在这条路上走得还不够稳健。关键性的现实在诗歌作品中被“遗漏”,被捕捉到的现实又表现孱弱,波澜壮阔的时代进程没得到全面深刻的反映。这种与现实贴近明显不足的问题值得正视。

  诗人应该明白,介入现实的方式要合理,要注意与时俱进的思想提升和艺术建构,与现实之间保持一种出入俱佳、虚实有度的平衡状态。更为重要的是,诗人们宜淡化取巧、炒作的“诗外功夫”,从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诗会、诗赛、诗节中撤出,专心提升自己的修养,致力于生活的沉潜,用心打磨作品,学会有效地与现实“对话”,让诗歌从飘渺的云端回到坚实的地面,把接地气、说人话、写好诗作为毕生的追求。

  《光明日报》( 2019年02月20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