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感慨与生命的感悟
——王立世诗歌论谢幕
2025-07-02 作者：谢幕 | 来源：中诗网 | 阅读： 次
谢幕，国家一级作家，著名诗人、评论家、剧作家、工程师。王立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为了更好地寻求与主流文化平等的地位，克服那种蛮莽主义和伪儒主义两种倾向，在坚持主体论诗学思想上，诗人王立世进行了艰难的探索。
其实，决定诗学思想的是诗人的主体行为，而主体行为是决定文学基本状态和发展问题的最为重要的因素。诗学思想是主体行为的注释，主体行为则是诗学思想的实践，也是相互依存和相互检验的试金石。在王立世的诗文集《流水梦影》和他近两年写作的大量诗歌中，均可以感受到诗人王立世强烈要求要与这个世界进行交流和对话的诉求。而王立世那诗意的表达，从心灵禁区出发到灵魂深处的过程，也真是一次悲壮的历史，以至使那些置身其中的人真正地感觉到了生活的感慨和生命的感悟，也使那些置身其外的人也感觉到了诗意的芳香和诗学的价值。
一：以心理透视现实，聆听生活的真谛
近二十年来，由于蛮莽主义和伪儒主义倾向的浮现，有些诗人已经耐不住寂寞而开始随波逐流了，而且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还美其名曰地往自己脸上涂脂抹粉贴标笺，给自己穿上一个马甲或戴上一副墨镜，夜郎自大，掩耳盗铃，站在一个土包上摇旗呐喊，自封为王而又目空一切。这其实是一种隔膜，是心与心的隔膜，是一种置身其中的不融入，是诗人对主流生活状态的不认同和不亲和的自我封闭，这种充满自我色彩的文化感觉，带着出自灵魂而不是肉体的孤独。这就需要诗人打开心灵之窗，以心理透视现实，用真情真意真心来聆听生活的真谛。
人生/总该有这么一回大醉/一改往日的矜持／脱下虚伪的外套／抛弃红尘的诱惑／东倒西歪，席地而眠/不再小心地察言观色／苦苦地杜撰取悦别人的假话／不用瞻前顾后，左右为难／甚至也不再畏惧陡峭的悬崖／欲望被麻醉后/顾虑像灯影一样消失/已不在意山重水复/也不遐想柳暗花明/以大地为床/以花草为枕/任明月把我朗照/任清风把我吹醒
这种弥漫在《醉》中的孤独、悲怆的感触与表达，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和震撼。那么，人为什么一定要“醉”一次呢？这其中隐匿了许多内容，诗人希望一种“席地而眠”的放松、放任。诗人不想戴着面具生活了，要“脱下虚伪的外套”，呈现的是自我，是个性，而这种自我和个性在被边缘化后，已经被挤压得太紧太久了。所以，诗人希望“有这么一回大醉”，这是一种被动的逃避，而逃避仍无法解脱那萦绕在心中久久不散的苦恼。其实“枕”着“花草”，躺在“大地”上，任“明月”朗照，任“清风”吹醒，也不失为一种浪漫，这个“醉”符合诗人的道德本质和心理诉求。
马克思曾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也就是说，主体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范畴。诗人王立世在其诗《走来走去》中说：“撒网似地搜寻/就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种迷茫则是当代诗人的通病，其实，路就在脚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可以说，诗人王立世的这一锹，一下子就挖到了“迷茫”的根源。诗人在《走来走去》中写到“……又不好意思向别人打听/只好无奈地走来走去/我在重复相同的路径/我在躲避善意的蔑视/即使找不到位置/又不能马上离开……”这种走来走去的徜徉徘徊，实际上就是审视价值的表现，亦可以说是个实践者，作为第一现场的亲历者，诗人王立世的感触极富代表性和普遍性。我们说以心理透视现实，那得去看去体验，眼睛是心灵之窗，只要看到了，再用心去想去聆听，就会感觉到，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诗人王立世就是这样的实践者，他用心和情感来建构他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他是想通过诗的表达方式来提供某种对生活的理解和对艺术的追求，这就是王立世的诗学思想，这种扎根于理想和追求的思想在现实中得到了诗的孕育而发芽、开花并结果，这给诗人以莫大的欣慰。
当寒风吹落树上最后一片叶子时，诗人王立世的灵魂在飞翔，那是为了挣脱躯壳的束缚，那是为了挣脱世俗的羁绊，那是为了挣脱谣言的纠缠，而这一切则是诗人以心理的洞察力来透视现实生活，来聆听生活的真谛，这是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只有雄鹰的翅膀才可以飞越千山万水，才能穿越阴霾的时空，才能战胜卑微的自我，才可以达到人力难以极至的高度，让“卑鄙”不再是听起来让人退避三舍让人直打冷颤的形容词，让“生活”重新回到记忆的家园，这就是一个过程，而诗人王立世所注重的就是这样的过程。
那么，真正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又会是什么样呢？
这在王立世的一首《生活》中有着真实的表现，他说“敏感、多疑，甚至还妒嫉/焦虑、失眠，有时还梦游”——这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内容，而只是一种形式而已。诗人王立世只是想透过现象来揭示事物的本质，这与“生活”中的那张“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生活中的事从表面上看有时是没有规律的，但从内涵和外延上去分析，任何偶然都存在于必然之中。像王立世还坚守在诗歌的阵地上，还坚持着良知和道德底线，实属不易，这与他的诗学理念分不开，他就是想当诗的主人，而不是为写诗而写诗，沦为诗的奴隶。这也是使他的诗还有那么多的纯真和纯粹的原因。
王立世出生于1966年，正是轰轰烈烈的文革时期，当然，这股风即使刮到雁门关外的一个村庄，也不会对王立世有多大影响。当他走进课堂时，文革已接近尾声了，他说在黄土高坡上度过了他金色的童年，可以想象那个唱着信天游长大的金色时光是多么幸福！这也是王立世诗歌创作中的生活底片，有了这样的底片才能翻洗出属于他生活的滋味和生命的色彩，才能品味和理解其生活的真谛。而这个“真谛”又往往与现实发生着冲突，甚至背道而驰，但是无论如何，真理就是真理，只有真理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有真谛才能令人心悦而诚服。
当诗歌成为诗人王立世的情脉和血脉时，他与诗已经再也分不开了，诗成为了王立世的主体，生命的主体，灵魂的主体，意识的主体，行为的主体。当然，任何行为也绝不是孤立的，必然与某种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意味着我们也必须在时代环境构成的网络中，思考出诗学思辩的主体。而这一切都是意识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意识，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而思想决定着行为举止，也就是说，其作品是思想和意识的综合反映，这也是诗学思辩主体论的意识形态和主体内容，是诗学思辩的主导，其实，这些都是在诗人王立世的诗中有着客观的呈现。
在诗人王立世的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是充满着矛盾的，这种矛盾心理在他的诗中有所表现，如《命运的冬天》：
寒风吹落树枝上最后一片落叶/路上的冰雪让人恐慌/白天短暂，夜晚漫长/梦里总是晃着一张凶恶的脸
矛盾的关键词就是“恐慌”，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一种令人“恐慌”的环境和现实中，该是多么可怕呀！很多人都把“秋天”形容为“金色的”，可又有多少人懂得那“落叶”的真正含义呢？很多人都说诗人是易发情感的人，可又有多少人懂得诗人为什么一定要抒发情感呢？杜甫为黎民饥苦而呼号，范仲淹忧天下人之忧而忧，乐天下人之乐而乐，这其实是一份责任和义务，其实，这份责任和义务，每一个公民都有，也都应该自觉地承担起来，只是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而诗人却自觉地意识到了，这是作为文人的幸和不幸。鲁迅学医想治病夫之体，后来发现，病人的病根不在肉体，而是思想和意识，所以，他才弃医从文，他在“呐喊”，其目的是想唤醒民众的觉醒，来共同承担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中国文人意识的本体。诗人王立世说：“白天短暂，夜晚漫长”。这儿既是自然现象，又是现实形态。这一句是一语双关，以实写虚，“实”是现象，“虚”是本质；“实”是内容，“虚”是内涵，虽然仅仅八个字，却给人以很多的联想。诗人希望读者有更多的联想，每种联想都与自身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都会得出自己认为合理的结果，这种结果再与现实进行对照，而在对照中出现的那或大或小的差异令人感慨，这种对生活的感慨反过来会影响人的意识，这种意识会决定着人心的走向。而“梦里”晃动的“那张凶恶的脸”则是诗人之所以“恐慌”的原因，那么，那是一张怎样凶恶的脸呢？诗人王立世没说，这就给读者留下足够想象的空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梦魇，但梦魇与梦魇又有所不同。王立世的梦魇是属于王立世的，那么，你的梦魇该是如何呢？当然，你也会为你自己的“结果”而感慨，诗人王立世说这是命运的冬天，可以说把命运置放在“冬天”的语境下，其意识是一种被迫的呻吟，这和春夏两季截然不同，与秋季也有区别。在这首诗中出现的寒风、落叶、恐慌、短暂、漫长、黑夜、梦里、凶恶等极为冷飒的词语都令人感到那冬天的悲惨和不幸，而吹、落、晃等动词则给这种惨烈增加了几分悲壮的色彩。有人说“梦”是“潜意识”的呈现，而“潜意识”则是灵魂深处最原始的声音，这是思想的启源，是意识和思想的本体。而这个“本体”决定着一切，这就是诗的魅力。
二：以情感写实思辨，揭示生存的本质
当“后现代文化思潮”滚滚袭来时，也会泥沙俱下地裹进来一些杂质和垃圾，有些偏激和别有用心的却会打包着泥沙兜售，而那个固定边缘生存已久的极端的“蛮莽主义者”则会以“原本”为借口，写出淤积心中已久的怨气和恨，并且故意背离主流意识形态规范，并充分地显示个性，这种带着背离主流的极其个性情感的作品，其艺术性和真实性是会大打折扣的，因为没有站在客观的角度，因为没有站在真理的层面，所以，才有偏差，才不准确。
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首先要具有责任和良知，这是万万不能缺乏的，否则，就会被边缘化，被边缘化的不是诗本身，而是诗人自己。如果自己不去融入主流文化，总是在那无病呻吟，还有意义吗？可以这么说，当一个诗人真正地具有担当的意识和责任，具有为民族文化发展而努力的思想，那么，这才是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诗人永远不会被边缘化的。因此我说，那些被边缘化的诗人们，还是在自己的身上找点原因吧！别怨天忧人，别什么都看不惯，别总觉得自己什么都对，要积极地与现实寻找一个契合点，这才是出路。
当然，我们更反对那些以“作秀”为手段，自导自演一场美其名曰为“文化坚守”闹剧的“伪儒主义者”。那些已沧落在孤芳自赏、孤傲自许、眼空四海、一叶障目的泥潭者，别在涂脂抹粉了，还是走走诗歌的正途而真正地研究一下诗该怎么写才对，否则，那真的会被边缘化的。
诗人王立世在诗歌创作中，一直避免这两种倾向的侵蚀，他强烈要求并命令自己要把根扎在现实的土壤里，要与民族共荣，要与人民休戚相关，所以，他的诗才会有泥土的芳香和昂扬向上的意识。虽然，他也写不幸和孤苦，但他却能在不幸中找到通往幸运的道路，在孤苦中找到幸福的源泉。
我经常躲开雾霾的天气/在一本旧书里寻寻觅觅/那些汉字，让我眷恋一生／让我的肌肤发潮／让我的眼睛发亮／让我敏感的心一次次震颤/有时像我乡村的远房亲戚/源源不断给我送来新鲜的果蔬/有时像我亲亲的兄弟/给我带来春暖花开的美景/有时像我欲罢不能的情人/让我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般地揪心/这个用汉字构筑的世界/像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我在里面遇到很多熟人/想起许多如烟的往事/活着，我宅在里面/死了，也要把骨灰撒在它的缝隙
诗人王立世在这首《汉字》中，真正地找到了幸福的源泉和通往幸福的道路。在这首诗中，他并没有用华丽的语言来叙述，而是犹如小溪流水一般娓娓道来，给人以亲近的感觉，在想象之中，却又在意料之外，诗人在汉字中种植的是情感的大树，再经过诗人精心的培育，当然会收到很好的效果。这在想象之中，也在意料之中，所谓，一分汗水，一分收获，就是这个道理。
我不想讲什么“道理”，道理，大家都懂，我是想说，诗人情感抒发的规范性和适用性，如果情感抒发得恰到好处会收到事半功倍的艺术效果。否则，用“作秀”、“偏激”来突显个人情感，则会越抹越黑，令人作呕。诗不是拿来泄私愤的，诗是高雅纯洁的。因此，能把诗当生命那么爱护的一定是个好诗人。
叶文福说：“有的人吟一辈子诗，不是诗人；有的人一辈子吟一首诗，是真正的诗人。”
王立世说：“诗人是以质量取胜的，不是靠数量取胜的，这不像哲学上讲的量变能引起质变。”
我赞成叶文福的话，对王立世的后半句有些异议。也就是说“量变”与“质变”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需要一个外因条件，其转变过程可快可慢，这因人而异。就说获诺贝尔奖的瑞典诗人托马斯，一生才写163首诗，又仅凭163首诗获得诺贝尔奖，这并不让人信服。如果托马斯不是瑞典人，是亚洲人的话，那么，他还能那么幸运吗？不会！这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其实，王立世真正爱上写作应该是在初中考入师范期间，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叶，算起已有30余年，30余年如一日地孜孜追求，可为执著，可他并不是仅仅写诗，他还写小说、散文、散文诗、文学评论、随笔、人物通讯、人物专访、论文等，而且发表了大量的新闻稿，这些汗水并没有白流，所谓诗的功夫不在诗内，而在诗外，就是这个道理。许多不经意的偶然，会结出一个必然的结果，这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王立世说：“诗人的修养、学识、生活积累决定着创作的质量。世故的人，媚俗的人做不了诗人。”
我赞同诗人王立世的这个观点，诗人是悲天悯地、体恤人间疾苦的人，诗人必须有一颗善良、善感的心，要有自己的人格与尊严，要有宽阔的胸怀和丰富的想象力。其实，诗人的上帝就是自己的良心和善意，如果你相信这个“上帝”，那你一定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真正的好诗人。如果是为了一己私利而偏激，而标新立异，终究不是长久之事。历史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真金就是真金，埋在哪都是真金，而那些涂脂粉饰，自我标榜者，一旦除去人造的面具，就会露出本真的面目。诗人王立世牢记了这一点，这在他的《妻子，请原谅我不能给你体面的生活》有着深刻的呈现：
妻子说：她的不幸/就是嫁给我这样的诗人/宁愿碰壁，也不愿低头/穷得叮当想还把钱踩在脚下/写出的文字像沙棘汁酸不溜丢/清水里养不住鱼／又不想、也不会在混水里摸鱼／她发现我半夜蹑手蹑脚从床上爬起/裸着身子在电脑上写诗/一点也不掩饰内心的厌恶/骂了一句“神经病”就倒头大睡/我和远方的诗友正聊得不亦乐乎/她兜头泼来一盆凉水/骂我捡回了无用的芝麻/丢掉了解渴的西瓜/她说写诗不能挣来饭菜/也不能换来衣饰/更让她不能容忍的是/诗还耽误了我的美好前程/她常常责怪我/放着好好的金光大道不走/偏偏钻进没有出路的象牙塔/做着虚幻的白日梦/快五十岁啦，整天疯疯颠颠/还像个幼稚的孩子/没有一点城府/不懂人情世故/放不下文人的臭架子／看不清生活拐角处的红绿灯/经常丢下一句大快她心的话/幸亏儿子没有迷上那妖精/妻子的话很伤我的心/冷静下来仔细一想/她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苦难的命运/注定我与诗神相逢/我可以放弃还乡的衣锦/但不能放下植入骨髓的精神/妻子，你想做一个尘世幸福的女人/没有一点错/但我不能做一个随波逐流的男人/请原谅我，今生不能给你体面的生活/我只能在夜晚/用心捧出一轮明月/送到你我，还有我们孩子的窗前/照彻千年不化的寂寞
这首诗共四十三行，我们从中读到了诗人王立世生活的艰辛和生存的窘境，面对着妻子的慎怪，诗人真的无可奈何，他既不能改变现状，又不想改变自己，所以，他才会处在两难的状态中。诗人十分注意描写生活的细节，如描写举止的“蹑手蹑脚”、“倒头大睡”“疯疯颠颠”等，还将俗语如“酸不溜丢”、“文人的臭架子”等句入诗，增加了强烈的生活气息。通篇并没有注重雕词琢句，几乎都是顺手拈来俯首可拾，给人以自然而然的感觉。所谓“大俗”和“大雅”其实是辩证的，这属于情感思辩的范畴。但透过这“大俗”，能让人感觉到“大雅”，这就是成功。如果大家都去写“床前明月光”的句子，那就不是李白的月了。“床前明月光”只属于李白，而每个诗人都可以写“床前”的“月光”，当然也一定属于你个人情感的那轮“月光”才行。个性是区别你与他人的分水岭，但这个“个性”，一定是在某些范畴之内的“个性”展示才对。在这首诗中，王立世说的真是大实话，也说出了许多诗人的境况。的确，“诗不能换来衣饰”，但诗可以换来高雅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命质量。许多时候，人是活在一种精神之中的，是活在别人的眼里和品评之中的。如果说“体面”二字用在物质上，那就是虚荣；如果将“体面”二字用在精神上，那可就是富有了。这看如何理解，看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和层面，这也与修养、学识、生活积累有关，与家教、言传身教、族脉传承有关，这在王立世的《我越活越不像我自己》《疼痛的时光》《天真》《我的人生画像》《人到中年》《世界末日》《墓志铭》《距离》《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已做好迎接一切灾难的准备》等诗中均有出色的表现。虽然有诸多的不如意，但诗人王立世却不同意“诗人是疯子”的说法，我也不同意。诗人有不同于常人的敏感，充满激情幻想，这该是优点，诗人并不是放荡不羁的代名词，那些放荡不羁的并不是真正的诗人，敢放狂话和狠话的并不一定有真才实学，就犹如一个胆小的孩子走夜道害怕而高声唱歌一样，所谓无知者无畏是也。
写诗，其实就是情感的一种抒发方式，如果靠写诗来养家糊口是极不现实的。如果把诗当主业来痴狂，那可真是“疯子”了，有了写诗的技能后，在茶余饭后优雅一下是完全可以的。绝不能因为写诗把自己逼到“穷困潦倒”的地步，虽然，巴尔扎克用“苦难是人生的老师”来鼓励人，但我希望诗人们还是要过着美好的生活，这是我的期望，也是诗人王立世的期望。
可以说诗在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了诗，生活将会平淡乏味。而“生存”则是生活的前题，如果“生存”都无法保证，那还谈什么生活！在这一点上，王立世说：“诗人首先要解决好基本的生存问题，在社会上能够立足，写诗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当然，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那是自己的权力，别人无可非议。
在浩如烟海的词汇中/我不是一个轻飘飘/只起链条作用的虚词/而是一个沉甸甸/掷地有声的实词/我不像名词那样占有醒目的位置/也不像动词那样给人强烈的冲击/也不像形容词那样色彩斑斓、情态万千/也不像数词那样较长量短/也不像量词那样严谨行事/我鄙弃助词/因为它像趋炎附势的小人/我仰慕叹词/因为叹词君子的风骨凛凛
这是诗人王立世人生追求的真正选择，他要活出个“风骨凛凛”，活出个“潇洒飘逸”。这首诗好就好在那恰当的比拟，似乎是写“词性”，实际上是写人。他通过对“词性”的分析来描摹生活，透析人生，表现坚守崇高而不入流俗的精神追求。他用诗歌来拷问灵魂，人该如何对待人生？在这首《选择》中，可以看到并感受到诗人王立世的爱憎分明，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不藏不掖地来个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地言在桌面，让人一目了然，这也是他的性格使然，这种感觉在其诗《屈原》、《杜甫》等诗中均有上乘的表现。
那纵情的一跳/让上帝无言/让历史发抖/陨落的背影/被国人仰视的目光/高高地托起/求索的路/依然很远/风声雨声如雷贯耳/国人爱听的是/汩罗江/千年不衰的涛声——《屈原》
无心顾及/破烂的衣衫/无力添满/被风耗干的酒壶/用肿胀的眼珠/打量战争呛人的烟火/废墟、僵尸、血/使你目瞪口呆，长夜难眠/死于饥馑的幼子/久困草屋的太太/天下寒士、难民/苍天大地，血泪横流/一桩桩凄苦的心事/都化成咸咸的诗/瞑目时/还搁在多愁的心上——《杜甫》
现代诗人写屈原、杜甫的诗很多。许多都是把自己与屈原、杜甫进行比较地写，所发出的叹息也是撒娇式的做作而已，那些撒娇者绝不是屈原，也不是杜甫。屈原忧国，杜甫忧民，而撒娇者忧的是自己，所以，在做作的思想中又如何写出大气磅礴的诗作呢？而王立世的这两首诗，完全是自然的呈现，诗人只是一个旁观者，虽然诗人已经在第一现场了，但诗人却不仅仅只看表面，而是透过表面看本质。这其实是功力的问题，而这种地冻三尺的“功力”决不是一日之寒所能炼就的。诗人写了许多名人，如《李白》《郑板桥》等，都是情感思辩的写实，都是透过现象揭示本质。
可以说，诗人王立世的诗学是以自我救赎为主体的思辨，他发出了“救赎”的呼号，他用良苦用心来弥补其人文品格的整体缺失，从而建构他崇高道德的精神高峰，让人仰视，使人敬慕。这是精神尺度的高峰，而这种高峰则是作为诗人的真正品格，站在这座高峰的人，是有资格骄傲和自豪的。
三：以坚守注释憧憬，定性生命的价值
诗人王立世最大的贡献，则是对“生命价值”的认同与阐述。
后现代解构的“中心”其实并不是主流意识形态，在这种思潮的冲击下，许多诗人采用了“去中心化”、“去规范化”的做法，并且打着“多元化”的幌子，来营造所谓只属于自己的诗厦。在他们看来，少数群体应该在社会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并且在社会分析研究中应该对少数群体给予同样的注意。的确，人类社会和对社会的分析工作都把关注焦点集中在主流群体，主流群体一般说来具有话语权，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而处在边缘的少数群体受着主流意识的制约与摆布。乔治·瑞泽尔（美国）认为：“社会学理论需要采取这样的观点，即没有什么东西在本质上内在地处于社会学理论的核心位置，要寻求这样一个核心，尤其是寻求一个被永远祀奉在那儿的核心，必然会使其他许多东西注定被边缘地带。那些被搁置边缘的东西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同时还注定要受到中心位置的那些东西的控制。”（《后现代社会理论》）。
其实，是在边缘，还是在主流，是自己的选择。如果自己甘愿孤独而选择了边缘，就别怨天忧人，这不是谁把谁边缘了，而是自己把自己边缘了，这不能怨谁。我认为，如果你真执著于诗歌创作的话，你根本不在乎是否会被边缘，因为你的心在“创作”上，而不是“创利”上，凡是关注“名利”者，用在创作的心思还不足百分之十，试想一下，如果你用百分之九十的心思去创作，你还能会被边缘吗？
诗人王立世在诗的“名”和“利”上看得清清楚楚，他更注重诗歌创作的过程，那种过程的享受让他欢心鼓舞，他更看重的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致邢芬》中这样写到：
十七岁/做梦的季节/你没有时间做梦/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艰难的角逐之中/你举起了亚运的第一枚金牌/当掌声雷鸣般地响起/当国歌弥漫于北京的上空/少年的你/成了中华民族的骄傲/人们只盯着闪光的桂冠/人们只注重辉煌的瞬间/却不知金牌后面/你付出的时间/舍弃的欢乐/还有那/从柔指上/撕下的鲜血
这就是诗人王立世认定的生命价值，这样的生命才会有意义。也就是在摈弃个人私心的前题下，把自己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绑在一起时，这样的生命才会有价值。他敬慕那些为民族争得荣誉的人，他也是这样憧憬和追求自己的未来，他认为用这样的憧憬来定性自己生命的价值更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像诗人王立世这样的自我定性和选择，得到了主体社会和主流意识的认可，当然不会被边缘化了。
我所说的主流与政治抒情无关，那些口号式的政治抒情，只是某种意识形态的需要，而不是真正意义的诗歌，被誉为一片云会被风吹散，成为树枝会被火烧成木炭。只有真金，才不怕火炼。所以说，诗就是诗，别贴什么标签，诗人就是诗人，也别贴标签，那些“主义”或“流派”只是画蛇添足，狗尾续貂的多此一举。当诗人王立世认认真真地走过三十余年诗歌创作历程时，他还是那样执著地坚守在那一片属于他情感的伊甸园，实属不易，好在他用尚佳的成绩证明他的选择没有错。
其实，坚守并非易事，能三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那就更难了，这需要信仰和毅力。
其实，做事无论大小，只要坚持做，做得开心，做得心甘情愿就好。王立世的诗表现宏大题材的很少，许多都取材于身边的日常生活，既看得见，又摸得着，诸如写乡情、亲情、友情、爱情，写他心中想的和想要做的，写他能写和愿意写的，用他的话说就是“顺其自然”。他不强迫自己去写，他享受的是写作给他带来的快感。虽然，在诗的技巧方面，他并没有着力雕琢，可那种实实在在的自然，反而成全了他和他的诗。所以，他相信“写作是厚积薄发，生活，情感思想积累到一定程度会一触即发，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也正是他的这份自信成就了他的成功，这也验证了“诗学思辨”的“主体”既是诗的内在的灵魂和外延的内涵，也是诗人王立世之所以能够坚守下去的精神支柱。为了写真情实感，他选择了自己熟悉的题材；为了坚守的憧憬，他用诗歌定性他的生命价值。他无悔这样的选择，也实现了他的诺言。早在三十年前他就相信自己能够做到三十余年的坚守，当然，现在也还是个逗号而已，他还要继续走下去，在阅读中走下去，在感悟中走下去。如《感悟生命》中所写：
在大千世界/仿佛一只不起眼的蚂蚁/在高远的苍穹下/在起伏的大地上/爬行一生，辛劳一生/不曾想过去摇撼大树/被人嘲笑的野心和不自量力/是自己不屑一顾和一贯鄙弃的/庸庸碌碌的过程中/一些圣洁的念头蠢蠢欲动/那个幽暗的洞穴/是我今生最后温暖的归宿/更多的时候/像一根脆弱的芦苇/在秋风中诚惶诚恐/无法挽住时间的奔马/无法抗拒薄纸般的命运/任凭皱纹在脸上横行/虽有鹤立鸡群的思想/但常常发出/无奈甚至绝望的声音/最终也抵不住/一把熊熊的烈火/把自己烧成冷冷的灰烬/灵魂在忍受最大的痛苦时/仍不忘保持高蹈的姿态/最终留给大地的是/一个思想者远去的背影
可以说，这是王立世的一首扛鼎之作，这首诗可以让人百读不厌，其原因就是诗人王立世写他意识中最原始的“主体”。在大千世界中，诗人的着眼点却从小小的蚂蚁作为契入点，这是小中见大，由一点生发开去，这符合自然规律。这也是诗人王立世“诗学思辩”的“主体”。像这样具有深邃内涵和外延的诗还有《故乡啊，我永远是你的孩子》《保持》《贺家窑》《旁观者》等。在王立世的诗中，写亲情的较多，写给爷爷、奶奶；写给母亲、父亲；写给妻子、儿子。在这些亲情诗中写给母亲的就有十余首，这也是诗人王立世最精制、最出色、最能感染人的部分，更重要的是传递传承着一种血脉与情脉。这些血脉至亲和情脉挚友则是诗人王立世生命的厚度、宽度、深度和高度，也代表着诗人的性格品格，彰显着诗人的艺术追求和生命体验，以亲情的感觉变化来增强诗的内在张力，给人启迪和教益。
当然，我们应该以理解的态度，来看待当下诗坛，我们也尊重一些诗人的选择。在世界全球化过程中，在信息高速便捷的今天，谁也逃脱不了巨大洪流的冲击。但诗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加入到不对等的现代化的竞争之中，他们不能因为是弱势而甘愿被边缘，因此，他们也就必须跳入洪流中去劈波斩浪。在诗歌创作中，依循那种被动适应出现的写作主体，虽然从根本上看几乎处在一种幻灭的处境，但也要像一个勇士那样勇敢前行，这也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原载《诗探索》2014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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