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荐读｜王珂读王立世：写诗让草族在荒谬中有容身之地

　　摘要：我“诗”故我在，通过写诗，王立世满足了自己的身份感需要，寻找到更多的生存技巧，尤其是文人如何在政治化的官场中保持文人操守的技巧。他的诗可以称为“官场生态诗”，记录了现代官员的生活，抒发了现代官员的情感，倡导了现代精神。生活经历使他比纯粹的文人诗人更能洞察人生，了解社会，在诗的题材上有更多优势。但在诗的体裁的丰富性和技巧的复杂性方面，仍需要改进

　　关键词： 官场生态 生存境遇 身份感 人格健全 现代精神
 

　　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认为：“荒谬产生于人的需要与世界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冲突。”⁽¹⁾诗是人的需要与世界无理的沉默之间的一座彩虹桥，能够驱逐荒谬，诗家语为人的现实存在和精神存在提供了无数可能和有效手段，满足了人的现实需要和理想需要。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的开篇语的第一段这样写到：“真正的哲学问题是自杀问题。决定是否活着是首先问题。世界究竟是三维的或思想究竟有九个还是有十二个范畴等等，都是次要的问题。”⁽²⁾真正的诗歌问题是生存问题。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甘肃诗人阿信就提出“在西部，生存是主要的”。在那个时期的新诗理论文章中，尤其是在诗评文章中，经常出现这个句子：真实是诗人唯一的自救之道。山西诗人王立世生活在中国的“中部”，在公务员阶层中，他的“职位”也处在“中部”，所以他的诗更关注“生存”，他更推崇真实是诗人唯一的自救之道。

　　把王立世三首诗的题目串联起来，就可以呈现出他的“中部”生存境遇：让《这倒霉的梯子》在《夹缝》中成为《永恒之物》。《这倒霉的梯子》全诗如下：“上天堂时/有人把它撤走/下地狱时/有人又把它搬回”。《夹缝》全诗如下：“夹缝里的草弯着腰/夹缝里的花低着头/夹缝里的空气异常稀薄/夹缝里的鸟鸣已变调/夹缝里的阳光都被折射过/夹缝里的风如箭/夹缝里的雨像子弹/夹缝，夹缝/你是我今生唯一的安身之地”。《永恒之物》全诗如下：“花落了/花枝还在//鸟飞了/天空还在//水流走了/河还在//我辞世时/容身之地还在”。三首诗都深刻地揭示出了特定时期“官场”的“真相”及“官员”的“处境”。在社会礼义允许的范围内把事情的真相告诉给大家的写作原则让蒙田成为启蒙大师。近年王立世的创作也正是继承了这一写作传统，使他成为抒写记录官员生活，揭示官场生态类型化写作中的重要诗人，写出了很多优秀诗作。如在诗坛颇为挑剔的伊沙也高度评价了他的《夹缝》。伊沙这样点评：“我的同龄人王立世先生是那种身在体制内的诗人，这让本诗的阅读变得更有意思，作者能够意识到自己身处‘夹缝’之中，并对此‘夹缝’有了一组具体、生动、鲜活、形象的描述，貌似大彻大悟了，然而，笔锋并未一转，继续顺势向前，结语是‘你是我今生唯一的安身之地’——一个大降调的结尾，完全出乎意料，大实话说得令人无语。”⁽³⁾

　　王立世的“官场生态写作”让人，尤其是有“官本位”思想的局外人知道了“当官”，特别是“文化人”当官的“酸甜苦辣”，更让官员读者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这是一种“身份感”的确定，这种写作源自人的“身份感的需要”。“人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能说‘我’的动物，能够意识到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自身。动物与自然是合为一体的，尚未超越自然，没有自我意识，没有得到身份感的需求。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种自我的概念，需要说和需要想：‘我就是我’。因为他不是活着，而是生活着，……他必须有能力作为他的行动的主体来感受自我。与关联性、根源性和超越性的需要在一起，这种身份感的需要是如此重要和紧迫，试想，如果一个人无法确定自己的身份的话，他一定会发疯。人的身份感是在从母亲和自然的‘基本纽带’解脱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个仍然与母亲具有一体感的婴儿是不会说‘我’的，他也没有说‘我’的需要。只有当他把外部世界看成独立于自身而且与自身不同的时候，他才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他最后学会使用的词汇之一就是‘我’，也就是指他自己。在人类的发展中，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的程度取决于他脱离其部族的程度和个体化发展的程度。一个原始部落的成员可能会用‘我是我们’的形式表达其身份感;他还不能把自己视为一个‘个人’，存在于他的集团之外。……‘我怎么知道我就是我’这是一个以一种哲学的方式表达出来的问题是由笛卡尔提出来的，他是这样回答了这一身份感的问题的。他说：‘我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⁴⁾

　　我“诗”故我在，通过写诗，王立世满足了自己的身份感需要，寻找到更多的生存技巧，尤其是一个正直，甚至耿直的文人如何在政治化的官场中保持文人操守的技巧。朱光潜曾推崇“生活的艺术化”，今天更应该推崇“政治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生活的政治化”。即“官场生态诗”既要记录现代官员的生活和抒发现代官员的情感，更要倡导现代精神和现代意识。王立世的诗在前一个方面做得很好，在后一个方面做得较好。现在很多官员写诗，尤其是退休官员写诗，怨气和暮气太重，他们患上了“老干部牢骚症”。

　　邹容在《革命军》总结出“中国古代文人官员”的十大“标配”：“中国士人，又有一种岸然道貌，根器特异，别树一帜，以号于众者，曰汉学、曰词章、曰名士。……名士者流，用其一团和气，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声通律，六品官阶，七言诗句，八面张罗，九流通透，十分应酬之大本领，钻营奔竞，无所不至。”⁽⁵⁾“三斤酒量”“五声通律”“六品官阶”“七言诗句”更是“中下层官员”的“标配”。

　　中国古代官员写诗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是以写诗为敲门砖进入官场，又可以细分为两点：参加以诗取士的科举考试，以诗会友甚至参加诗社结成政治同盟。第二是为了宣泄在官场生活中被压抑的情感，所以可以把古代文人细分为举子文人与才子文人，这也是古代打油诗流行的原因。中国文人自古就有用打油诗自我解嘲，给自己增加生存乐趣甚至生存勇气的传统。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结论说：“陶潜与杜甫都是诙谐风趣的人，诉穷说苦，都不肯抛弃这一点风趣。因为他们有这一点说笑话做打油诗的风趣，故虽在穷饿之中不至于发狂，也不至于堕落。”打油诗对官员有特殊的治疗作用。第三是把写诗的技法转化成做官的技巧，如古代定型诗体格律诗盛行，格律体的诗体格局如同官场结构，尤其是等级森严的封建政体的具体呈现。如中国书法，尤其是楷书流行的一大原因是要求做人也如写楷书“方方正正”。一些率先觉醒的清朝官员意识到格律诗和楷书的“无用”。如冯桂芬说：“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消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又优劣得失无定数，而莫肯徙业者，以上之重之也。”⁽⁶⁾李鸿章也说：“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规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可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数百年。”⁽⁷⁾会格律诗和楷书仍然是清末明初文人的“标配”，就像今日的“文艺女青年”的“标配”是会用单反相机摄影和会写文采飞扬的文字。这些“标配”可以帮助当事人解决“身份感问题”，减少人的，尤其是特殊人群，如官员的“身份焦虑”。这是近年官员写作流行的重要原因。“身份感的问题，并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或者是一个与我们的头脑和思维有关的问题。了解身份感的需要源于人类存在的状况。而且，这种需要也正是人尽力奋斗、追求的源泉。由于没有‘自我’感就无法保持人格健全，因此，我便尽一切努力来获得自我感。这种需要驱使着人们竭尽全力去争取社会地位，求得与社会协调一致。有时，这种需要比肉体生存的需要还要来得强烈。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放弃自己的爱，舍弃自己的自由，牺牲自己的思想，为的就是成为群体的一员，与群体协调一致，并由此获得一种那怕是想象的身份感，这样的事实难道不是再明显不过了吗?”⁽⁸⁾

　　语言可以建构生存意义，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诗不但可以更好地“命名”或“界定”人的身份，还可以揭示出事物的本相和社会运作的真相。如菲律宾华侨诗人云鹤的代表作《野生植物》这样“命名”“华侨”：“有叶/却没有茎/有茎/却没有根/有根/却没有泥土//那是一种野生植物/名字叫/华侨。”王立世的很多诗都可以称为“官员生态诗”，都有相同的主题，探讨身为官员的自己“是否有容身之地”及“如何容身”。他的《草族》是在为像他这样的“中下层的官员”“命名”，在探讨这一阶层的生存策略。这个阶层的成员更多是官场中的“文人”，更准确点说是官场中的“诗人”。《草族》全诗如下：“我不沾花/但惹草/春天里/我不在花下/而在草里/多少年了/我与花保持足够的距离/而与草不分你我/我与草像兄弟/更像情人。”这里的“我”有文人的操守和诗人的个性。《孤独之一》也写出了“草族”的特立独行。全诗如下：“人们都朝北/我却朝南/我没有话可说/我有话也不知和谁说/我根本就不想说话/这是我短期内走不出的孤独/这也好，没人和我争氧气/没人和我抢空间/天地间独来独往/唯我独尊”。如果把官场比作“花族”，正是因为有强调独立人格的“草族”的存在，官场生态才更健康。或者说正是因为“草族”中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的现代国人，准确点说是现代文人，“花族”才能承担起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重任。但是，不得不指出的人，如同世界卫生组织结论说的人有三个指标：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和社会协调能力。“独来独往”“唯我独尊”的文人生存方式并不是现代健康人，尤其是优秀人的生存方式，并不适应现代社会。建设现代国家更需要健康人和优秀人，像《草族》《孤独之一》这样的诗作既是在提醒自己，也是在警醒别人，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说明诗人坚持了正确的写作伦理。

　　王立世一向重视诗的写作伦理，要求自己与时俱进。他回答我的“有些乡土诗存在对现代文明否定的倾向，很多诗学家对此持否定态度，您对此如何认识?”时说：“我出生在乡村，最初的生命记忆是关于乡土的，那里也有矛盾，相对于城市的激烈和复杂，更接近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纯净温暖平和静谧人性。我写乡土诗有对城市灯红酒绿、物欲横流、道德滑坡、人性沦落无声的反拨和批判，但不是对现代文明的否定。在城市享受着很多乡村没有的公共服务，但也有被城市病折磨的迷惘和困惑。如果真正让我们返乡，恐怕已经无法适应。……乡土诗确实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危险倾向，就是有意营造一个敌对和扼制现代文明、麻痹人精神和意志的温柔梦乡，让你沉浸其中乐不思蜀，不思进取。如果我们都逃避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城市谁来建设?现代化如何实现?我们既要看到乡土诗纯净的一面，也要看到它的负作用，应该用现代眼光观照乡村的发展变化，用现代观念和精神改良缺钙的乡土诗。……我的《井》《毛毛虫》以及《小麦如是说》表面上看是乡土诗，实质上是写人性的压抑和人的异化。”⁽⁹⁾近年他也越来越用现代眼光观照“官场”的发展变化，用现代观念和精神改良缺钙的“官场诗”。

　　公正地说，今日中国并不是加缪所说的荒诞时代，而是“中国梦”得到全民响应，人民在官员带动下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时代。古代的官员制度已经成功地转化成现代的公务员制度，公务员从入职，到考核都有法可依，真正实现了公平、公正和公开，绝大多数官员都心情舒畅地建功立业。好人要当官，好人在当官，官场的政治生态越来越好了。但是不管外部环境有多么好，由于现代官员情感更丰富，个性更张扬，现代社会的分工更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更高，要求官员有更多的团队意识和互助精神，要求官员的人格更健全，心理更健康。所以官员的心态会更复杂，官场的生态会更丰富多彩。这些都为“官员写作”提供了更多的情感和更多的素材。

　　王立世擅长通过记录“草族”们的日常生活来反映出“文人官员”或“诗人官员”的心态，写出他们的敏感与焦虑。官员每年都要体检，他的《体检报告》全诗如下：“我胆小、怕事/上帝悄悄放了几块小石头/为我壮胆/我多愁善感/上帝怕我受伤/又在肝上包了一层薄薄的脂肪/我多嘴，看见不平事就想多说两句/上帝怕我祸从口出/在右侧甲状腺安了一个节结/遇事，我爱激动/常常热血澎湃/上帝，让的心跳放慢了速度/上帝都是为我好/要不，他一狠心/就会让我痛不欲生，或者早早完蛋”。喝酒是官员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常规工作中的重要内容。《酒局》写出了“文人官场”酒局的真相：有“局”(阴谋)更有“情”(真情)，有“文人相轻”更有“惺惺相惜”。今日官场的良性生态如同诗中所写的“酒局”，有竞争更有协作。全诗如下：“没有酒的局不能叫局/太一本正经，语言的水分和杂质/毁了语言，逢场作戏/戏里只有道具，没有内涵/落幕与开场一样无聊//酒长着手，探身摘掉/众多虚伪的面具，露出/最初的原形。酒是好东西/能使我们放下重重顾虑/倒出胸中积郁的块垒，卸下/压迫身心的顽石，有一种/扬眉吐气的快感，说不上/是痛苦，还是幸福/是成熟，还是幼稚/是看破红尘，还是被红尘淹没/这当中，总要牵涉那些/让我们耿耿于怀的伪君子/像魔术师，一心想着/把我们的白天变成黑夜/这是成长的背景，有时/又化成排山倒海的气势//酒像雨一样，淅淅沥沥/下了一个晚上，谁也没淋湿/反而感到内心从未有过的晴朗/因为，我们用看不见的阳光/驱散了窗外的黑，人生的冷/用白天覆盖了夜晚/用友情填补了无情”。《给张三的诀别诗》写出了官场反腐败斗争中官场同僚的真实心态，全诗如下：“张三姓张没有错/张三名三也没有错/错就错在他既姓张又名三/这姓与这名一勾结越来/就坏了大事//我绝对不学张三那叼样/也不跟他走一条道/冤家路窄，也只是点点头/一笑而过，最多说半句不疼不痒的话/另半句要害的使劲往肚里咽//果然不出所料/张三出事了，进去了/一下蔫了，硬不起来了/这时我真想见见他/看看他在里面与外面有啥区别/还是算了吧/免得别人误认为我幸灾乐祸/其实，他进去了/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早该进去了/晚进去几年，又干了很多坏事/也坏了我的好事/现在他进去了/我也不计较他什么了/计较也没什么用了/就当世上没这个人/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就当我们不认识。”

　　尽管倡导官员生活的艺术化，但是毕竟隔行如隔山，官员过的当然是“政治生活”而不是“艺术生活”，官员关心的自然是“政治”而不是“艺术”。近年诗歌界流行的官员写作证明了卡西尔的结论颇有道理：“政治生活并不就是公共人类存在的唯一形式。”⁽¹⁰⁾在文人官员的身上，既有政治生活浸染出的举子文人的保守特点，也有艺术生活陶冶出的才子文人的开放优点。

　　近年中国诗坛呈现出声势浩大的“官员写作”，“省部级诗人”有吉狄马加等;“厅局级诗人”有侯马、车延高、阿信等;“处级诗人”更多，如汤养宗、陈陟云、刘伟雄等。近年在诗坛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福州“反克”诗群，主要由一批官员诗人组成，如福建省人大的巴客、福建省工信厅的王柏霜、福州市税务局的顾北。近年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官员诗人就有车延高(市纪委书记)、汤养宗(县政协副主席)、陈先发(省新华社社长)等。这些官员诗人在业余时间写的诗又多又好。如陈先发出版过诗集《春天死亡之书》《前世》《写碑之心》《九章》。

　　以侯马为例，伊沙曾这样评介侯马：“他从容不迫地写下了生存的窘境与尴尬，那份累。”⁽¹¹⁾侯马出版过《金别针》《随便吻一下》《精神病院的花园》等，尤其是诗集《他手记》影响颇大。《他手记》的第一辑中的15条与他的公安职业有关：“他去探监，希望副厅级监狱长对等接待;他被钉了，家属要求副厅级侦探办案。一生生活在等级中，一生都在自取其辱。”第19条也有他的“职业色彩：“有人反对赌博合法化，他谨慎地附合。同时，他高调地表明，能不能不打击卖淫，开设红灯区，至少，政府还有税收。这是一个人性问题还是一个法律问题呢?他在心头默念，这种事留给男人内心对女性的尊重，或者爱情与欲念之间的战争吧。” 侯马写北京的日常生活的诗也具有职业特色，《冬夜即景》出现了刑事案件中的术语“幸存者”：“走出超市/置身冬夜那广阔的怀抱/我喜欢这清冷的感觉//建筑工地上/多么眩目的探照灯/映着北四环的气排和瑕疵/映着庄稼地的荒芜和退隐//我左手拎着塑料袋：明珠超市/右手牵着夏尔/那温乎乎又软绵绵的小手//在静谧的芍药居小区/我应和着夏尔的步伐/突然看到马路上一小堆积雪//发着青青的光芒/无辜地摊平了自己/夏尔踩上去时有一声微弱的响/沙——//怎么会有幸存者呢?/就这儿一小块残雪/夏尔仰起他的小脸/‘爸爸，是糖。’/空中一声清脆的炮声/夜色显得愈发广阔/春天的庆典就要开始了/大地渗出了甜丝丝的味道”。

　　2019年3月16日，为了完成我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新诗的现实功能及现代性建设研究”，我专程去山西太原，采访了董耀章、梁志宏、毕福堂、潞潞等任过文学刊物诗歌编辑的“专业诗人”。为了弄清近年新诗客观存在的官员写作，完成我的“中国新诗生态调查”课题中的子课题“官场生态诗调查”，我特地在山西省人大会议中心采访了在省委编办任职的“业余诗人”王立世。请他谈谈他的人生经历，并问他有哪些重要事件，尤其是他的公务员职业对他创作的影响。他告诉我说：“我的经历比较简单，1966年出生于山西省山阴县一个干部家庭，15岁初中毕业后考上了朔州师范，18岁就成了一名中学教师。后来因为发表过一些文章，调入山西省残联机关工作，为残疾人这个最困难的特殊群体服务，这期间对人性、人道、人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30岁时被山西省人事厅录用为公务员，分配到编办工作，多次参与行政体制和事业单位改革，转眼已经二十多年。我的理想本来是当一名记者或编辑，阴差阳错地搞了行政管理,不论在哪个岗位上我都非常敬业，也为我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前半生也经历了不少坎坷，但我内心十分强大，始终乐观地面对一切。苦难对一个诗人来说确实是一笔财富，也是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有些评论家把我定位为批判现实主义诗人或新现实主义诗人不无道理。”⁽¹²⁾这段话有助于理解“处级诗人”王立世的“官场生态诗写作”的原因和价值。

　　不可讳言，王立世的这类写作中的有些诗也存在近年很多“官员写作”的通病，太受自己的职业影响，尤其是官场职业的影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新闻系统的很容易写成新闻速写，司法系统的很容易写成普法作品，宣传系统的很容易写成政策解读……由于职业习惯的限制和专业知识的限制，一些官员诗人的诗歌观念比较狭窄，知识结构，尤其是现代诗歌知识结构不全面，很多人都没有接受过大学中文系的现代诗歌教育，很多人是在打“遭遇战”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诗人，很多人还认为诗不可教，诗不可学。甚至热爱学习，既写诗也写诗评的王立世也有相似的观点。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我最早接受的诗歌教育就是课本上的古诗、儿歌、新诗，但数量极其有限，又懵懵懂懂。真正的诗歌教育是参加工作之后，阅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诗歌，……我没有系统地读过一位诗论家的著作，但阅读过不少诗论家的文章。我现在订阅的唯一一本刊物就是《星星》理论版，诗论家对我的创作具有引导和启迪作用。……我不喜欢严谨高深的理论，喜欢那些生动活泼又有一定理论创见的诗论。我认为诗人不是学院可以培养出来的。很多学院派诗人都在玩文字游戏，知识有余，生活不足，灵性不够，但也有非常优秀的诗人，比如西川。很多高学历的诗人写得刻板生硬，绕来绕去，如雾中看花，既闻不到花香，又看不到花红。反而一些没进过高等学府但经过生活磨砺的诗人写得鲜活灵动，如水中捞月，即使捞不到，也感到月就在心中。比如山西诗人张二棍只有初中文化，比很多戴着博士帽的诗人写得都好，可以说诗人是生活培养出来的，当然也需要接受一定的文化教育。”⁽¹³⁾

　　其实今日诗坛上好些诗人，包括一些官员诗人都上过大学，如侯马(北京师范大学)、陈陟云(北京大学)、李浔(武汉大学)、车延高(武汉大学)、阿信(西北师范大学)、陈先发(复旦大学)、巴客(复旦大学)。当然有的诗人读的不是中文系，如巴客读的是国际政治系，阿信上的是历史系。近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培养了肖水、王子瓜等多名博士诗人，我的东南大学中文系同事范雪不仅有北京大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还有国立新加坡大学的博士学位。这些“戴着博士帽”或正在读博士的年轻诗人不仅写出了很多好诗，还后劲十足。臧棣、罗振亚、姜涛、张立群、霍俊明、荣光启等教授级博士诗人也写出了好诗。这种极端推崇诗的内容的“生活性”、诗的创作手法的“现实主义”和诗的语言的“口语性”的倾向在“官员诗人”中比较流行，也影响了王立世一些诗作的艺术性。

　　王立世受台湾诗人洛夫影响较大，他的《悼洛夫》这样写到：“电话那端/曾传来您/春天般的温暖/您走了/我的不安还在/那是太原的一个下午/我忘了时差/拨响了您加拿大的电话/把您从冬天的梦中惊醒/也许您不计较/但我至今不能原谅自己/每读一首您的诗/我的不安就减轻了一些”。相信洛夫的两段话可以让王立世的“官场生态诗”创作更上一层楼。洛夫说：“早年我全心投入西方现代主义的学习时，对里尔克，瓦雷里，马拉美，T·S·艾略特等都感兴趣，中年后我转过身来回眸传统，对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等极为景仰，揣摸他们的意境，学习他们练字锻句的诀窍，以及经营意象的技巧。”⁽¹⁴⁾“在很多古诗中，比如中国古代诗人杜甫的诗里面，李商隐的诗里面，有很多不解的地方，至少是很难解的地方，后世都认为是很好的诗。杜甫的《秋兴八首》那组诗，被胡适那些搞新文学的人批得一塌糊涂，称之为‘诗秘’，像诗人秘密一样不可解。而不可解或者是不易解，也许就是诗的特色、特点、本质。”⁽¹⁵⁾西方文学“现代运动”中诞生的现代诗歌的“复合”“暗示”“反讽”“朦胧”等都可以制造出洛夫所说的“诗秘”。中国文学“现代运动”中出现的周作人的“贵族的洗礼”和郑敏的“贵妇的魅力”也有助于制作“诗秘”。周作人在新诗草创期强调：“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¹⁶⁾郑敏在新诗已有90年历史后也尖锐地指出新诗严重缺乏“贵族性”：“语言的断流是今天中国汉诗断流的必然原因……古典汉语是一位雍容华贵的贵妇，她极富魅力和个性，如何将她的特性，包括象征力、音乐性、灵活的组织能力、新颖的搭配能力吸收到我们的新诗的诗语中，是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¹⁷⁾

　　旅美诗评家杜国清关于“诗质”的这段精彩论述，也有助于王立世在以后的创作中调整自己的“诗人身份”，尤其是他“引以为傲”的“身份”——被有的评论家称为“新现实主义诗人”甚至“批判现实主义诗人”。杜国清说：“就诗质而言，知性的强调是匡救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诗人时常患有的感伤症的一大法宝。感伤是诗人在感受上滥情，在表现上溺情的结果。浪漫主义诗人，往往基于表现激情，由于感情过剩，无法找到与之相当的客观的景物作为表现的媒介，在艺术上是失败的。现实主义诗人，往往急于传达信念，由于操之过切，往往将抽象的理念直接陈述，而缺少形象化语言的经营，以及结构上知性的运用，在艺术上也是失败的。”⁽¹⁸⁾

　　正是因为既有“诗秘”又有“诗质”，洛夫通过描述现代人的生存境像，来获得现代人的生活真相的“现代人生态写作”才能得到著名诗评家叶维廉的赞扬。“我们所拥有的‘自然’面貌已经逐渐变化到可以纳入焦虑、动荡、残暴、非理性和混乱。就像洛夫所说的：‘揽镜自照，我们所见到的不是现代人的影像，而是现代人残酷的命运，写诗即是对付这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诗的语言常常触怒众神，使人惊觉生存即站立在血的奔流中此一赤裸裸的事实。’于是，我们看到洛夫和痖弦各以自己的方式抓紧当代经验中锋锐的张力(angular tension)和遽跃的节奏(disjunctive rhythm)。”⁽¹⁹⁾

　　我研究山西新诗诗人数十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在《城市文学》发表诗评，还在《太原日报》“双塔评论”开过新诗评论专栏，尽管这是八九十年代中国最好的报纸副刊之一。太原出版的《名作欣赏》也做了大量推介中外现代诗的优秀诗作，尤其是现代诗佳作的评论文章，如王毅研究穆旦《诗八首》的著名文章《细读穆旦<诗八首>》就发表于《名作欣赏》1998年第2期。2008年还请诗评家罗振亚邀请多位诗评家开辟了当代新诗名篇专栏，我写的《在人心灵显示出伤口并渗出血滴――昌耀<内陆高迥>解读》发表于《名作欣赏》2008年11期。但是发现山西新诗太受山西文学传统，如“山药蛋派”文学传统的影响，又处在中国内陆腹地，过去长期没有一所重视现代主义文学教学的大学，缺乏大力鼓吹现代主义诗歌的新诗理论家，如河北现代主义新诗的兴盛与诗评家陈超休戚相关，他一直在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培养了霍俊明等优秀研究生。在山西，只有潞潞、金汝平等少数诗人扛起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大旗，如潞潞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出版了《肩的雕塑》(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这样的现代主义诗集，他1982年就因为诗《肩的雕塑》的“现代意识”获得了朦胧诗的头号诗评家谢冕的盛赞。在这样的新诗生态下，毕业于朔州师范，18岁就成了一名中学教师的王立世基本上是“自学成材”，能够在新诗创作与评论上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可喜可贺。客观地说，与山西的很多诗人，甚至是比他年轻得多的诗人相比，王立世的“现代意识”浓郁得多。他又特别好学，基于这些优点，坚信他的“官场生态诗”会越写越好，会为促进官员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健全，培养现代官员，打造现代中国做更大的贡献。

　　［基金项目：2019年东南大学高校基本业务费(人文社科)重大引导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诗歌疗法的原理方法及应用推广研究” (2242019S10016)成果。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新诗现实功能及现代性建设研究”(17BZW071)阶段性成果。］

　　(1)[英]莱恩·多亚尔、伊恩·高夫：《人的需要理论》，汪淳波、张宝莹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扉页。
　　(2)[美]理查德·坎伯：《加缪》，马振涛、杨贤学译，中华书局，第65页。
　　(3)(9(12)(13)王立世：《为灵魂而写作-在线作家》，http://m.chinawriteronline.com/show.8346/htmf?from=timeline.
　　(4)[美]埃里希•弗罗姆：《健全的社会》，王大庆、许旭虹、李延文、蒋重跃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第58页。
　　(5)邹容：《革命军》，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8页。
　　(6)(7)郭廷以、刘广京：《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544-556页。
　　(8)[美]E•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57-58页。
　　(10)[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81页。
　　(11)伊沙：《一个都不放过》，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0页。
　　(14)洛夫、庄晓明：《大河的奔流——2016：洛夫先生访谈录》，《诗探索》，理论卷，2016第4辑，第155页。
　　(15)王觅、李翠瑛采访洛夫录音，未刊稿。
　　(16)周作人：《贵族的与平民的》，杨扬：《周作人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49页。
　　(17)郑敏：《中国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诗探索》，2002第3-4期，第24页。
　　(18)杜国清：《诗论·诗评·诗论诗》，台大出版中心2010年，第227-228页。
　　(19)叶维廉：《中国现代诗的语言问题》，叶维廉：《叶维廉文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222页。

　　《名作欣赏》2020年第10期(上旬刊)发表了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