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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维新:新诗、新时代与新气象

2022-04-14 作者:李少君 | 来源:文艺报 | 阅读:
诗歌维新,从新诗革命到新中国,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现代性正在进行之中,中国现代化新征程正在全面开启,新时代诗歌应该主动作为,积极参与创造文明的新形态。这是中国诗人的历史责任和光辉使命。

  中国文化、文明的一个特点就是求新求变,“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这些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古人给予文学、诗歌非常高的地位,认为可以“与造化争功”,可见对文学创造是特别推崇的。这种精神也是现代性的要义,现代性求新求变,推崇创造,不断地创新。

  具体到新诗,本身就是创新的产物,新诗的关键是“新”,但需要强调几点:一个是以中国为体,中西学为用,根本是中国,方法是维新。第二是百年新诗,其命维新。无新,则无新诗。无新中国,则无新的主体性。新时代也强调一个“新”字。三是新时代的“新”,既是主体性之新,区别于过去的被动性,转化为历史主动性;又是观念之新,以人民为中心,不再是修辞游戏或者说贵族游戏;尤其重要的则是艺术之新,创造新的审美方式、新的美学原则。

  诗歌是文明的根基,也是文学的最高形式。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人会使用文字,人可以用文字记录生活实践、保存情感经验、记录历史、积累知识。诗歌又是文字的最高形式,诗歌是最高级的文字。中国的现代性,是从新诗革命开始的。新诗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性的象征,肩负着中国现代文明的开拓重任和象征意义。

  时代的变化,首先从语言的变化开始,既然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诗歌就应该对时代之变最为敏感,察觉到语言的细微的新变化。诗歌维新,是新诗的特质。

  新时代诗歌更是如此,从新时期到新时代,新时代诗歌处于两个大变局之中:一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世界文明秩序和文化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中国新诗在新的世界诗歌版图中会获得应有的地位。二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崛起之势,将全面唤醒中国文化和中国新诗的创造性力量。这两个大变局,决定中国新诗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刻。在此时刻,尤其需要强调创新。新诗就是创新的产物。创新,是中国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是中国文明历数千年而不衰的根本动力和原因。

  新时代诗歌十年,值得注意的新气象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主题写作。主题写作是对1980年代以来诗歌过于个人化、碎片化之后一种重建总体性的努力。主题写作是世界诗歌写作的一个主潮,包括惠特曼的《草叶集》、艾略特的《荒原》等等。因为中国特殊的情况,诗歌写作的碎片化比较严重,中国新诗起源之后遭遇变数太多,1980年代以后又遇到解构主义思潮,一切都被颠覆打碎了,所以,主题写作是一种诗歌的深化和升华。

  第二是生态写作或者说自然写作。环境发生大变化的时代,生态诗歌写作,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生态保护的主题,同时也是展现新的世界观、新的宇宙观的途径。每个新的时代的开始,都有新的宇宙观出现,载人航天等拓宽了人类视野。屈原的《天问》、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郭沫若的《女神》等,都是新的时代对世界全新的感受、新的宇宙观出现的征兆。新时代需要我们重新理解世界、天下、宇宙,诗歌在这方面大有作为。

  第三是女性写作。去年英国《卫报》根据大数据统计,目前无论是年度畅销榜名单、各大获奖名单还是文学新人名单,女性作家都逐渐占主导地位。诗歌也有这种趋势,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男女更加平等化等因素,女性写作势头上升。《诗刊》先后推出青年女诗人专辑、北京大学女诗人专辑,显示了一种趋势。女性诗歌也正在形成“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女诗人构成的诗歌谱系。

  第四是青春写作。青春写作是永恒的话题,特别对中国来说,中国现代性形象就是青春形象。学者宋明炜认为,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李大钊的《青春》《青春中华之创造》等文章中,都有类似思想,强调“个人有个人之青春,国家有国家之青春”。青春成为了中国现代性的最主要的形象。《诗刊》社的“青春诗会”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就是因为它代表一种创新、一种希望和一种未来。新诗的主角是青年,具有更自由开放精神和新时空观、新天下观的青年。新诗现代性仍然在成长之中,新时代诗歌也是如此。

  诗歌维新,从新诗革命到新中国,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现代性正在进行之中,中国现代化新征程正在全面开启,新时代诗歌应该主动作为,积极参与创造文明的新形态。这是中国诗人的历史责任和光辉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