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吟者的精神游牧与历史自然的诗性叩问

　　阅读杨继超的诗集《大风吹过无边的金黄》，是一次令人沉醉的旅程。正如文友张三里所言，这些诗“让人沉醉到错过回家的路”。这不仅仅是一本诗集，更是一部用脚步丈量中国大地、用心灵倾听历史回声的精神行记。从彩云之南到雪域高原，从江南水乡到西北戈壁，从巴蜀竹海到天涯海角，诗人杨继超以一位当代行吟者的身份，在广袤的国土上进行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精神游牧”。他的诗歌，既是对外部山河的深情凝视，也是对内在灵魂的持续叩问，最终在语言中凝结成一片“无边的金黄”——那是生命沉淀后的澄明，是文化记忆的辉光，也是诗歌本身所抵达的精神高度。
 

　　一、行走作为诗人书写的存在方式，精神空间的多彩成为诗人打开时间褶皱的钥匙

　　杨继超首先是一位行走者。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地理位移紧密相连，这种“在路上”的状态，构成了他诗歌最鲜明的外在特征和最深层的创作动力。但区别于一般的游记或风景诗，杨继超的行走是一种深度的文化考古与精神勘探。他每到一处，都试图穿透风景的表层，打开沉积在空间中的时间褶皱，让历史、传说、集体记忆与个人体验在其中交织共振。

　　这种特质在《金殿夕照》中显露无遗：“每一级石阶上，印痕斑驳 / 光与影的割据，只是转瞬之间 / 跫跫足音，如今随风而去 / 累累白骨，早已化作齑粉”。诗人站在昆明鸣凤山的金殿前，看到的不仅是铜铸的辉煌建筑，更是“以血作浆”铸就的权力欲望与历史沧桑。他将吴三桂“曾为红颜冲冠一怒”的龃龉，置于江山易主的宏大叙事中进行审察，揭示出个人情感在历史洪流中的脆弱与荒谬。这种将具体地点历史化的书写，贯穿于诗集的始终。在《腾冲国殇墓园》，墓碑是“一排排站成军姿”，松涛是“声声呐喊”;在《阳关故址》，他看见“一支羌笛吹寒了 / 汉唐峰峦上的月光 / 还有一地如霜的苍凉”。地点不再是静止的地理坐标，而是承载着民族记忆、战争创伤、文明交流的活的历史现场。

　　诗人的行走，也是一种与现代性速度的对抗。在高铁、飞机的时代，他依然保持着“用脚步丈量”的古典情怀。在《背负灵魂的行走》中，他描绘磕长头的朝圣者：“用十万长头，丈量一生的长度 / 从来苦难只有狭仄的宽度”。这既是对一种极端虔诚的生命形态的写照，也隐喻了诗人自身缓慢而坚定的创作姿态——在信息爆炸的今天，选择一种笨拙而深入的“抵达”方式。他的许多诗作诞生于列车之上(《在G1796列车上》《夜过克什克腾旗》)，这种“途经”与“眺望”的视角，恰好象征了现代人在传统与现代、停留与漂泊之间的常态。车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而诗人的内心却在与过往的每一次交汇中，获得了短暂的锚定。如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所言，真正的旅行者不是收集风景明信片的人，而是能够“将远方带回”的人。杨继超正是这样的旅行者，他将滇池的鸥鸟、西北的烽燧、江南的雨巷，全部内化为精神世界的“远方”，并通过诗歌的语言，将它们“带回”到我们面前。他在自述中说过：“对于大地山川的述写，实质上就是对人生的抒写。致力于运用诗歌的语言，把自己对自然景物的观照，对现实世俗的映射，对内心情感的体察以及对生存意义的思考熔铸一体”。
 

　　二、与万物对话成就诗人自然意象的精神寄托和相思游离的诗性居所

　　杨继超诗歌的另一个核心魅力，在于他建立了一套丰富、精密且充满灵性的自然意象系统。他笔下的山川湖海、花草树木、风雪雨雾，从来不是单纯的客观描摹，而是被赋予了情感、意志乃至神性的对话者。诗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交感互渗的亲密关系，他通过这种关系，进行着一场精神的“提炼”，将物质的自然转化为精神的象征。杨继超说，“他的诗力图更多关注、介入生命的探微、心灵的烛照，还有灵魂的救赎，创造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然、情感与感悟交相辉映的诗性意境，从而让诗歌带给自身和他人或者愉悦、或者痛感的崭新体验，以彰显诗歌本身的厚重和广度，努力获得一种直击人心、抚慰人心、震撼人心的力量”。

　　“石头”在他的诗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母题。第二辑直接命名为“拒绝飞翔的石头”。石头是沉重的、沉默的、见证时间的。《乐山大佛》中，“佛就端坐于山的心中”，山石与佛性融为一体。《秋到纳木错》里，“玛尼堆上的石头，拒绝飞翔”，它们以坚守的姿态对抗流逝。《过山丹，汉明长城遗址》中，长城是“一个委顿在地的老人”，历史的伟力最终归于泥土与石头的委顿。这些“拒绝飞翔”的石头，象征着一种沉静、坚韧、承载苦难而不言的精神品质，恰是浮躁时代所需的一种反向力量。

　　与石的“静”相对，是“水”的流动与澄明。从洱海、抚仙湖、青海湖到长江、黄河、大海，水是贯穿始终的意象。水是镜子(《茶卡盐湖》：“一面天空的镜子，明察秋毫”)，是时间的隐喻(逝者如斯)，是生命的源泉，也是洗涤与净化的力量。《在抚仙湖畔》，他写道：“湖水有了太多的澄澈 / 会让自己，伤痕累累 / 岸边堆满，破碎的琉璃”。这里的澄澈，是一种极致的、甚至带有自毁倾向的纯粹，是诗人心向往之的精神境界。到了《大海如此坦荡》，这种对“水”的抒写达到高潮：“面对这独一无二的人间 / 没有堤坝的大海，从不设防 / 其实它的心中，涨满咸涩的泪水”。大海的坦荡与咸涩，正是生命本身的辽阔与复杂。

　　植物同样被高度人格化。《一群奔突而来的野牦牛》中，大雪覆盖的牦牛群“把冬天的末路守成春天的起始”，展现出原始的生命强力。《一树木棉花》则被赞誉为“顶天立地，才能有卓绝的风骨 / 舍得放下，才能有自由的灵魂”。《油菜花开》里，花海是“从内心开放的阳光”，席卷了村庄和记忆。这些自然物象，经过诗人情感的浸染和想象的锻造，成为了传递价值观、生命观和审美理想的直接载体。这种“万物有灵”的视角，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传统，也暗合了生态主义的思想，即在现代社会中重建人与自然的诗意联结。
 

　　三、通过诗性语言中历史人物的当代回响，在对话和交流中重构文化记忆

　　对历史人物与文化先贤的追怀与对话，是《大风吹过无边的金黄》的又一精神支柱。诗人仿佛一位穿越时空的访客，在汨罗江畔与屈原共饮苍凉，在沈园听陆游低吟“错错错”，在西湖边与林徽因共赏人间四月天，在儋州陪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这种书写不是简单的怀古咏史，而是试图在当代语境下，激活传统文化中那些最具生命力的精神基因，并与之建立个人的、情感性的联系。

　　杨继超作为一个“疆二代”，早已失去了那种故乡情结的牵挂，更加缺乏了所谓乡土故里的羁绊。在这片古称西域的热土之上，眺望远方却成了他支撑自我的原点。从这里出发，背负的行囊越来越轻，从这里开始，落在身后的灵魂必将紧紧相随。

　　对仓央嘉措的处理尤为精妙。诗人没有将他符号化为一个情圣或悲剧活佛，而是聚焦于其身份撕裂带来的个体痛苦：“佛珠散落一地如泪光闪耀 / 大雪纷飞已经逼近佛堂”(《1706年的仓央嘉措·之一》)。在神圣与凡俗、戒律与情欲的冲突中，诗人看到了一个普通人的心灵煎熬，并以此题记——“完整的人生，要靠多少爱来支撑”——来诠释自己对生命完整性的理解。这种诠释，让历史人物走出了教科书，获得了鲜活的当代相关性。

　　在《汨罗江·悼屈子》中，屈原是“一颗硕大如斗的星辰”，是“铁骨嶙峋、冥顽不化的陨石”，他的自沉被赋予了天体陨落般的壮丽与决绝。“江边一丛丛葳蕤的菖蒲，伸出雪亮的长剑 / 凛然的锋刃，还镌刻着水草般疯长的楚辞”。在这里，自然物(菖蒲)与文化符号(楚辞)、精神品格(长剑的凛然)完美融合，屈原的“诗魂”与“国魂”得以在具象的意象中永生。诗人以此完成了一次对中华民族精神源头的朝圣。

　　对于近代人物，如海子、骆一禾、伊蕾，诗人的笔调则更加个人化，充满惺惺相惜的痛感。《三月啊，三月——为海子而歌》中，他紧握海子“冰凉多骨的手”，看到麦田“渗透你的血液”。这不仅是对一位天才诗人早逝的哀悼，更是对诗歌理想在现实面前脆弱性的共同体认。《大姐——悼伊蕾》则刻画了一位“一生独行，就像一匹野马”的女性诗人形象，赞美其“锐利，穿透云层”的精神“海拔”。这些诗篇，勾勒出了一条隐秘的精神谱系，诗人将自己置于这个谱系之中，通过与先辈和同道的对话，确认了自己的诗歌身份与价值立场。
 

　　四、意象密度、古典韵味与现代感性的诗歌版图绘制了大片大片的语言的金黄

　　“诗就是一把钥匙，能够打开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当门锁豁然洞开的刹那，日月会重新照耀大地，星光将再次灿烂夜空;风会把鸟鸣还给丛林，云会把河水还给山谷;让野花把烂漫带给草原，让谷物把生息赐给人间。”

　　诗歌最终是语言的艺术。杨继超诗歌的感染力，离不开他精湛的语言技艺。他的诗歌语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质感：意象密集而精准，充满古典诗词的凝练与韵味，同时又流动着现代人的复杂感性，节奏张弛有度，富有音乐性。

　　意象的密度与精度。杨继超善于在短小的诗行内，编织多个意象，形成丰富的层次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如《夜登滕王阁》：“雁阵惊寒，声断长天 / 斑驳的古渡口，有多少生离死别 / 如今物是人已非，都被雨打风吹去”。雁阵、长天、古渡口、离別、风雨……一系列经典意象被有机组合，营造出苍茫的历史感与人生况味。再如《壶口瀑布》：“一头醒狮，飘荡金色的鬣鬃 / 在层峦叠嶂上，飞身跃下 / 扬起的头颅，向天咆哮”。将瀑布比作醒狮，以“飘荡”、“飞身跃下”、“咆哮”等动态词激活画面，声音、形态、气势尽出，堪称力与美的典范。

　　古典韵味的现代转化。诗集中随处可见对古典诗词意境、词汇和句法的化用，但毫无陈腐之气。他巧妙地将古典元素融入现代诗歌的自由形式中。《断桥的雪》中，“用一种白填补了另一种空白”，既是对断桥残雪景致的描写，也暗含对《白蛇传》爱情传说“空白”与“填补”的哲理思考。《乌镇》里，“河岸边还能打捞起 / 唐诗里月下的那一片捣衣声”，将历史的幽远(唐诗)与当下的感知(打捞)连通，时空被打通。这种转化能力，使得他的诗歌既有文化根脉的厚重，又不失现代语言的清新与活力。

　　节奏与内在旋律。杨继超的诗歌非常注重内在的节奏和气息。长诗如《百丈漈》、《谒刘基先生墓》，往往铺陈排比，气势磅礴，如瀑布奔流;短诗如《盐津石门关》、《菩提树下》，则言简意赅，留有空白，如滴水穿石。他善于运用短句的跳跃与长句的绵延来控制诗歌的呼吸。《洱海月夜》的舒缓怅惘，《安塞腰鼓》的激越铿锵，《大海如此坦荡》的开阖沉静，无不与诗歌的主题和情感高度契合。这种对语言节奏的敏锐把握，使得他的诗歌非常适合朗诵，具有直达人心的声音力量。
 

　　五、一个当代诗人的精神肖像炮制出语言文字里的游牧灵魂与栖居渴望

　　透过《大风吹过无边的金黄》，我们可以勾勒出诗人杨继超一幅清晰的精神肖像：一个根在西部、心怀四海的“游牧者”，一个在历史与自然中寻找意义锚点的“栖居者”，一个用诗歌抵抗遗忘、连接古今的“祭司”。

　　作为“游牧者”，他的写作呼应了汉代以来边塞诗人、唐宋以来宦游诗人的传统，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游牧”有了新的内涵。它既是对地理疆界的跨越，也是对文化板块的穿越;既是身体的迁徙，更是精神的流亡与求索。诗集的广阔地理跨度，正是这种精神游牧性的外在体现。

　　然而，在永不停歇的“游牧”背后，是强烈的“栖居”渴望。海德格尔说，“诗是人栖居在大地上的方式”。杨继超的所有行走与书写，最终都是为了寻找并构建一个精神上的“家园”。这个家园，可能是在《巴蜀竹海》中祈求的“一寸立锥之地”，可能是在《大海如此坦荡》中端坐成的“海边最小的一座岛屿”，也可能就是在诗歌语言本身所创造的澄明之境里。他在《后记》中坦言，在生活压力下曾中断写作，又因“对文学艺术的挚爱”而重新拾笔。诗歌，就是他安放“漂泊无依”灵魂的终极家园。

　　大风吹过，金黄永在!

　　正是基于对诗歌无限的至诚，让杨继超一直行进在艰辛的路上，对于远方的不懈追寻和探求，让他的内心永远存有一份辽阔和明亮。

　　诗歌赋予杨继超灵魂的自由，诗歌赋予杨继超思想的深度。

　　《大风吹过无边的金黄》是一部沉甸甸的诗集。它的“重”，在于其承载的历史文化重量，在于其情感体验的深度，在于其语言艺术的锤炼精度。杨继超以他数十年的坚持，为我们呈现了一位当代诗人如何以诗歌为舟楫，在时间的长河与空间的旷野中航行，如何将个人的足迹、历史的尘埃、自然的灵光，统统熔铸进诗歌的炼金炉，最终淬炼出那片“无边的金黄”。

　　这金黄，是历经风霜后生命的成熟色泽，是文明记忆在个体心灵中的反光，也是诗歌艺术本身所抵达的纯粹与辉煌。正如他在《面朝大海》中所写：“时间在这里最适合缓慢推衍 / 一滴水沉入海底 / 一粒沙躺在沙滩”。在一切都追求速成的时代，杨继超和他的诗歌，选择了一种“缓慢推衍”的坚韧。当大风吹过，许多浮华之物终将消散，而这片由心血、智慧与挚爱凝结成的“金黄”，却因其扎根于深厚的大地与悠远的文化，必将在汉语诗歌的星空中，持续闪耀其温暖而久远的光芒。

2025年12月17日于库尔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