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你这说到了作家的生存状态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在现实社会中，未来的作家要想生存和成功，必须左手为大多数人写作，右手为少数人或自己写作。这样才可能存活。前者可暂时流行，但无法传之久远获得永恒价值。同样，单纯地与世俗决裂，为少数人为自己而写作，很可能生活得很艰难，不易坚持住。真正的作家，要能雅能俗，在写作上不妨分为两瓣：让耶稣的归耶稣，让恺撒的归恺撒。左手握着圣经，右手握着宝剑。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像凡高、卡夫卡那样彻底为自己创作的人，可能活得很艰难。我们要避免这种结局。也尽量回避海子、顾城那样的结局。这并非向世俗投降，而是以各种方式去征服世俗，否则只能像耶稣一样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刘：确实！人总是活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任何人，首先得活着，才能写东西。否则，枉有不世天才，也只能饮恨而殁。北大有个大牌教授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不靠拼命考长命”。

                                时代与文学

刘：刚才我们说到一个问题，就是时代与作家的问题。人既得益于所处的时代，也受限于所在的时代，就如人的肌肉再发达都不可能突破自己的皮肤，人的力量再强大，也不可能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这个是自我的时代，市场决定一切的消费时代。这个时代还很难出现大师。当代一些大家其实都是从民国出来的，余光中是这的，前面说的季羡林、张中行、柯灵，也都是在民国时就已有气象的。

洪：是的，大师的出现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修为和努力，而首先得宜于时代的造就。大时代出大人物，琐碎时代就只能出这样的人物。“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比巨人看得更远”，这可是真的。

刘：我近几年在重点看外国的名著。我们知道，中世纪以来，世界上文学底蕴最深厚的国家有两个，一是法国，一是俄罗斯。在欧洲，英国以出文艺家著称，德国以出思想家见长，惟有法国既盛产思想家亦多有文艺家。俄国呢，普希金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文学黄金时代的到来，后面是果戈理、莱蒙托夫、察冈洛夫、赫尔岑，然后是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三位世界级巨人，这还不算，与此同时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稍后有契诃夫，再接着是高尔基，这都在 19 世纪。仅仅这期间，就出现两个世界十大文豪！在这世界上绝无仅有。真是时代造就巨人！所以我说：喜马拉雅山之所以有这样的高度，是因为有青藏高原垫底。而华北平原上的最高峰泰山，也不过是千多米。

洪：大家的出现需要时代的造就，不完全是个人努力的决定的。所谓“时势造英雄”就是这么回事。就文艺来说，中国一直是乱世出英豪（文艺的和政治的）。乱世往往就是大时代。民国时期也是一个大时代。我们当今是个什么时代不好说，但总归还是个能让人多少写些东西。作为作家，最重要的是珍惜这个机遇。文学的繁荣，说到底，还是考一个个作家来充实的；而作家的丰收，说到底还是要靠一部部作品来说话。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幸福的也许是活到老就能写到老。有些人原来还红红火火的，一眨眼，就不行了，王朔是这样，马原是这样，那些年多红，可是突然就不行了。莫非是定数？把作品写好，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的目标，既能为多数人写作感动多数人，又能为少数人写作的作家，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这颗文学史上的真金去验证这个镀金时代。

        洪烛：著名诗人，散文家，中国作协会员。1967年生于南京，1985年被保送至武汉大学，现任中国文联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著述甚丰，已在国内外出版诗集《南方音乐》、散文集《北京的金粉遗事》、长篇《两栖人》等近二十种，其中部分作品被译介绍至国外。

     刘超：1982年生。2000年考入南京大学，2004年考入北京大学，现为清华大学博士生。兼顾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已在《天涯》、《二十一世纪》（香港）、《新文学史料》等发表中英文著译百余万字，被收入多种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