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我在南京待过十八年,武汉才四年,北京待过十七年了,在南京事还懵懂,真正到了北京才慢慢成长起来,因此感受最深,在我的文学世界中烙印也就最明显。其实,我在早期的一些文章中也写过我在江浦的生活,比如《眉批的天空》。我们现在可以讨论作品问题了,还有散文诗歌的问题。
少年气象 盛唐之音
洪:现今文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钙”问题,比如很多“小女人散文”“生活随笔”,还有很多“少年作家”,精致,漂亮,很好看,但不耐看,缺钙的人不可能长高长壮,缺乏大本大源的草木不可能长成苍天气象。这个问题是1990年代的散文界中很是明显,已被广泛关注,并被得到一定程度的矫正。但另一问题还没有得到注意,那就是文学中的少年气象。人们动辄强调“成熟”,在批评人的时候常用的词就是“不成熟”,成熟当然没什么不好,可是过分的、过早的、刻意的成熟,未必是好事,成熟的极致就是衰老的开始。盛极而衰,这是常识常理常情。五四以来一直这样,作家常常“成熟”得太早,有一股子老气,缺乏那种青春的活力、锐气、冲击力;在一般的批评家和读者中,也是习惯了这样一种口味。比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以及现在刚去世的张中行先生。诚然,中年作家在学养、阅历、功力上都是极其深厚的,是青年人无法企望的。但是,中年有中年的长处,青年也有青年的优势,那种锐气、那种激情、那种锋芒,是别的年龄段很难再有的。我在这里不是对两种散文作高下的评判,我只是说,仅仅有“中年文章”是不够的,仅仅欣赏中年散文也是不够的。中国人素有“不悔少作”的追求,自然也就有“悔其少作”的心病,没有几个人在功成名就后愿意、敢于翻出自己的年轻时的作品来示众。其实,这又何苦呢?年轻时候的作品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没有当初的“幼稚”,又何来日后的“成熟”。
刘:您说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检讨。至于周作人,孙郁就说他暮气太重,五四前后,他才三十多岁,已然是老年心境了,写的不过是书话、童年回忆性的文字。张中行已经是公推的文章大家了,不过他还是说:现在回过头来,很多人仍然认为,我自己也认为,白话散文真正的大家还是鲁迅和周作人。至于徐志摩,北大中文系有就很著名的老教授(一直搞诗评,“朦胧诗”的理论领袖)叫谢冕的,他说了句话,我以为很有意思。他说:在看徐志摩时,很多人首先看到他是个诗人,但我觉得他可能首先是个散文家,因为和他写诗比起来,他写散文的时间是那样少,数量是那样少,成就和名气却是那样的大!这是很不容易的,没有几下真功夫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话很有意思。很多人可能靠包装靠炒作叫响文坛,但不可能一直蒙蔽整个文学史。现在我们看看,白话散文选本中,几乎没有哪本会漏下徐志摩的。尽管他只写过不多的几十篇,但篇篇都是叫得响的,这就不易。我这几年一直在读中外的文学名著,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文、现代白话散文和小说,以及法国、俄国的名著,我越是看就越觉得,要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点东西,哪怕是短短的一篇文章,都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你想想,那么长岁月、那么多作者……
洪:这也是的。特别是现在,是越来越难了,你想想,五四时才几个文化人,大凡弄文化的,都有几分根底,刊物也多,成名容易么!现在呢,光是中国作协的会员就近万人了,专业作家也快二百个了。高等教育这么一普及,和文化沾边的人就多了,虽然整体素质未必怎样。
刘:我们再接着上面说第二个问题。即“少年散文”的问题,这确实值得关注。我倒是觉得,对“中年文章”和“少年文章”要辨证地看,“中年文章”确实有他自身的问题,但也有其独有的优势,优势在于:中年人渐脱了少年人的意气冲动,同时又没有老年人的暮气和训话口气,既不逞才使气,由不老气横秋,远离了人生状态的两极,这种心态正好。优势还在于,他们在功力、学养等方面已渐趋颠峰,且已有一定“文龄”,对创作深有体会,得失了然于心,这样较容易把握自己的风格,扬长避短;另一优势,乃是人到中年,不像少年那样为“稻梁谋”“讨生活”所局限,也无老年人的心理偏执生理衰病,心态、身态、生态都已达最家状态。少些功利,多些悠然适意,把文学当作自我的修为,这最是做文章的好年岁。比如周作人的《乌蓬船》,短短千余字,却是白话散文的扛鼎之作,是现代散文成熟的标志之一,我个人以为是周作人散文大家地位的奠基之作。那正是1926年的作品,周氏甫入中年。至于《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等经典文字,也都涌现于这几年间。真可谓高峰林立!多么的悠闲,多么的自在,这就是一种大气之美。他如果没有安定的心境、没有优裕的生活,是断不可能得此“天成之作”的。香港董桥的文章,也是在1980年代步入中年之后才渐显老道风骨,更得神韵的。还有鲁迅的《朝花夕拾》《野草》,也是在四十多岁的中年写的。大家常以为鲁迅一直过得很紧迫,其实不是。这时的鲁迅拿着几分稳定的收入,生活是很不错的,月收入一般是三四百大洋,而五四时的毛泽东同样在北京,一个月拿八个大洋,既要吃饭,又还买书,还要谈恋爱,他还觉得“很不少”。想想吧,鲁迅那三四百大洋是什么概念!所以,鲁迅很容易买了一套房子,养起一家字十来口人,还大量地买书、收集文物古玩,还资助青年。如果真要是很紧迫的话,大概早就自顾不暇了。在鲁迅的晚年就很不同,《故事新编》就显得有几分紧张了。有人做过统计,鲁迅从文三十年,其中最后十年的工作量占三分之二。其实,这时鲁迅这上海十年是最稳定的了,收入和感情生活都充实;他那大师地位的奠定主要依赖于中年的成果。一般的文学史规律表明,一个阶段文学的思潮,从发轫到成熟,大约需要一个十年左右的周期,比如文革结束近十年左右之后,新时期文学在1984年出现中短篇小说的高峰,1986年左右出现长篇创作的高峰,这是高峰中的高峰。而白话文在新文化运动(1915)中开始,按理说该在1925年前后达到高峰,但由于鲁迅的出道,1918年前后就有《狂人日记》的问世,成熟的白话文学由此出现,可见,他把白话文的成熟大大提前了。这是个历史性贡献。“上有六朝,下有明朝”,周氏兄弟一个学六朝,一个学明朝,但都借鉴了国外的资源,比前人走得更远。其实六朝和明朝都不是古文正宗,都没有一流大家,但周氏兄弟因为有了西方资源,都成大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