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新散文必将产生，甚至早已产生，但肯定不是这种所谓“新散文”。多少年了，我们从新时期以来一直追求所谓“先锋”。可是，何谓先锋？我们都说不清。对待先锋的问题上，我宁愿相信一句话：当所有人追求先锋时，“复古”“保守”“落伍”的人反而显得更加另类。祝勇等人说的新散文，是想仿照诗歌界的革命，进行“克隆”，把80 年代诗歌革命的模式搬进散文领域中来。我认为散文界和诗歌界不同，无法“克隆”。

刘：这个问题很重要。在文学写作上，有人倾向于跨文体写作，有人则否。比如“诗体小说”之说就很有争议；孙犁的《芸斋小说》的文体定位也颇有争议。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在《上海文学》发表前有人以为是小说，作者坚决否认，王安忆也以为是散文。可是真要说来，到底是什么文体，也很难说。我们希望听听您这的高见。

洪：每种文体都有自己的独特内核。诗歌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诗歌是文学的核心力量。诗人总在时代和文学的风口浪尖上。现在文学环境不同了。现在散文革命难，诗歌对形式上的麻木最拒斥。80年代有新的诗风。那个大时代让人热爱文学。散文的精髓在内容，形式并不重要。所有看着旧的东西，很难说就是旧。

诗歌是对形式要求较严谨的文体，形式上的革命就是内容上的革命比如从旧体到白话就是一个转变。散文呢，则是很宽松的袍子，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形式上再怎么跑马圈地也很难出其畛域。雄心勃勃的作者往往自以为是开疆拓土，而实质上很可能只是跑马圈地。散文的特点，在于百川归海，在于易学难工。它对任何潮流都不拴死，任何潮流也就难激起浪花。新诗的革命显示：诗歌本身是河流，容易水土流失，容易闹灾、泛滥，易溢出河床，甚至整个河流改道。诗歌革命有历史意义，它与整个时代一脉相承；而散文的革命不仅没有历史意义，而且无意义。诗人比散文家更像另类；要么是另类，要么是多余人，他们和大众文化势不两立。散文较便当，能雅能俗，既可追求神圣感，也可达到世俗化。因此只有世俗化散文，没有世俗化诗歌。流行歌曲之类根本就不是诗歌。散文的核心力量，具有神圣感。最不易被世俗化的是诗人散文。作者注定必须是站在时代或文化人性的至高点上。诗歌不断含有革命。它是脱缰野马，永远挣脱传统和体制（含诗歌体制）的束缚，它不可能根据固定轨道走。诗歌永远是野生动物，散文是圈养动物。就如动物本身性来说。诗人散文是脱缰野马跑到别人圈中被圈养。这就给散文这块自家园地带来了一丝野性。诗歌确实有些野。那种浑然天成，有鬼斧神工之感。有些港台小散文不仅不是一般圈养动物，而且是宠物。我对宠物式散文不感兴趣。相反，我个人更爱野路子的散文，反常规散文，甚至迷路的散文。它在奔腾中逃离了主人的怀抱，找不到归途。这种绝境之美是散文的极致。

刘：可是，偏偏是这种“不像”散文的文章更体现这文章的“家法”，像是武学中的“独门武功”，往往是武学的最高境界。先秦的政论、八大家的杂说，还有国外大家的随笔札记等，就很能体现这一点。梭罗的《瓦尔登湖》等就是这样。当文章已经不像了“文章”，文章就成好了文章。而那些精雕细琢的文章，越是打磨，就越是缺乏淋漓元气。

洪：这样的散文才是无师自通，自然形式的新散文，而非刻意求新的新散文。相反，有些“新散文”从本质上说只是狮子狗而非狮子，仍然是宠物而已。只是在形式上模仿百兽之王的皮毛，没有真正获得王者的精神和境界。因而诗人散文比一般散文多一种王者之气。顾盼生辉。  不怒自威。诗人确实是各路作家中的王者。具备着震撼力，而不仅仅是一般的感染力。而这灵魂的震撼力，正是各种“新”旧散文所缺乏的。相反，很多新散文不过是象牙之塔的塔尖，而不是真正的颠峰。他们不可能真正写出颠峰之作或颠覆之作，不仅没有登上颠峰，更不可能颠覆旧有的颠峰。

                             以文养文  绝处求生

刘：您的见解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知道，您不仅写诗歌写散文，也写过小说，现今的小说界声势很大，您自己的看法如何？

洪：小说不是我的写作重点，但其中有个长篇《两栖人》。小说家中，我比较喜欢莫言、余华、苏童等。年轻一些小说家我最看好鬼子。韩东的《扎根》《我和你》写得好看。还有我的朋友石康写得好，张弛的《北京病人》《我们都去海拉尔》，都挺好。

刘：上面说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京的作家。应该说北京在文学上还是中心。可是在北京讨生活的人都知道，在这个城市中享受更多机遇的同时，也面临更大的压力。北京作家的生存状态也较复杂。比如石康、张驰等人都在体制外，生活得不是那么容易的。北京作为文学重镇，刊物、出版社占全国半壁江山，也有着半数以上的一流刊物。民国的北平文坛上的名家多为南方人。现在呢，很多人物要在全国叫得响，还是得依托北京，在鲁院、军艺待上那么一阵子，至少也得在北京的刊物上打响，在文坛站稳脚跟。外省人李冯、周梅森、朱文都来过或正在北京谋发展。当然，目前发展得最好的是余华、北村、格非等人。就说余华吧，他写的不多，但老是被转载，一次次地获奖，奖金版税那么多，根本就不愁生活。您在文联出版社，也可以算是体制中人，与各路作家接触多，应该挺有体会吧？

洪：是的，人各有各的活法。在这北京，写得好的也能活得滋润。我在出版社也有创收压力呀（微笑）。还得写东西，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刘：有不少人就搞影视了，来钱快，而且名气炒得响。莫言、陆天明都搞过，余华、北村也搞。以前周梅森试过，现在朱文也在搞吧，这是解决生存压力的好办法。这个时代，作家面临很多的困难，权力体制先不说，文学体制、有市场体制、新闻传媒体制等就很厉害了。你接受体制吧，体制就约束你；不接受体制吧，体制不睬你，而且还踩你！体制复体制，压力何其大！体制化的过程，也就是个性和原创力蜕化消失的过程。真正活得好而且写得好，很不容易。我就在想，古代的那些大家为什么写得那么少，而现代的作家动辄百十本书地出。是才气更大吗？肯定不是。除了造纸、印刷等技术因素外，我想首先是因为生活问题。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在晚清之后才出现，以前的文人差不多都是“文人士大夫”，首先是“士大夫”，然后是“文人”，就是说，首先他们好歹大小是个官人，有俸禄来养着他，他不愁吃穿养家糊口，不需要考笔杆子讨生活。因此，文学对他们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现在呢，文学首先是一个谋生的手段和工具，至少对大多数作者来说是这样。某个有大名气的作家就说：“我真恨自己只会写小说！”既然如此，不靠这枝笔还吃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