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崛起是人类智慧的奇迹，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场革命，正如流行西方的一句名言：“农业革命使城市诞生于世界，工业革命则使城市主宰世界。”城市是一片经济区域，也是一种文化空间，人类愈进步城市愈繁荣，但是城市又是一柄双刃剑，它的另一面是人口激增、环境恶化、交通拥阻、住房紧张、道德失衡和文化世俗化，这些都严重地挤压人的心灵，扭曲人的性灵。骆英作为著名企业家，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可贵的奉献，作为诗人他又深知城市作为一种氛围和象征的文化的多义性。他的诗集《都市流浪集》，以高楼、路灯、水泥和桥梁等为主体意象，勾画出城市生活的侧影，表现出城市以其规范性、恒定性和程式化，形成了法定枷锁，因而压抑心灵扭曲人性，他的许多诗句让人惊魂摄魄：“这拥挤的车辆像蟑螂在城市扫荡”，“隔着车窗相对人与人同样落寞/像被囚车押送去角斗场”。（《城市蟑螂》）城市的居所用窗组成，不该隐闭的隐闭，不该透明的透明，“窗/被窗禁闭/窗/被窗相望”（《窗》）。在城市生活中，他感到单调和冷漠，也惊惧于个体生命和个性的消失：“街灯/过来照我/今夜/我将长醉不醒/惊恐的人/快离我而去/这街巷/已让我疯狂不宁/无法奔走/一条条街总是相同/路上的人/总在急行/男的冷漠/女的冰冷/无人顾及我/长叩的身影”。（《街灯》）骆英以双向思维展示他的终极关怀和人文理想，一方面表现出对生存环境消磨个性、拘囿自由的不平，同时又表现出他对田园文化为象征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向往。

　　在我国当代新诗的发展历程中，没有任何时候像近30年这样，诗人们能够充分地自由地表现自己的襟怀，表现自己的独特的审美个性，表现自己的人性光彩。马克思有一段十分深刻的名言，却长久被忽视，他说：“我们要把宗教夺去的内容——人的内容，不是什么神的内容——归还给人，所谓归还就是唤起他的自觉。我们清除一切自命为超自然和超人的事物，从而消除虚伪，因为人和大自然的事物妄想成为超人和超自然的野心就是一切虚伪和谎话的根源。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永远向宗教和宗教观念宣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1页）他所指的“宗教”和“宗教观念”即指人们在造神运动中制造的种种理念，和因其心理惰性而形成遵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