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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 《幸福像花儿开放》自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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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春 来源：中国诗歌学会 责编：周占林 日期：05-06-20 09:12:34 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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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很薄，这在我的设想之中。一个作家跋涉一生其实只是为了一本书。每一本书都是对上一本的覆盖甚至消灭。从读者的角度而言，如果不是为了对作家的创作历程作考证，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读完这个作家的所有作品，只读最有代表性的那一部分即可。对我这种写作速度越来越慢的作家来说，我无法像那些高产者那样，每一本书的作品都各不相同，只要有机会，我最满意的作品将会一再收录入新书中，我的“代表作”永远是最新出版的那一本。在2004年之前，用这本百余个页码的小书总结我此前十余年的诗歌创作已经足够。
当然，“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某种角度说，诗人就是一个皇帝，他的作品是后宫“三千佳丽”，随着心情改变和岁月流逝，许多曾经风光一时的妃子年老色衰，不再受到宠爱，取而代之的是新欢或起初不曾引起重视者。所以，本书作品的“代表性”代表的仅仅是现阶段我个人的艺术观念，也许在下一本诗集里，我的态度会有所改变。
我就是这样“摇摆不定”。很多年前我就知道，我是一个白日梦的迷恋者。我的左右脑时常会对同一个事物发出截然相反的指令，它们之间的反驳与顺从、对峙与妥协常常令我无所适从又乐此不疲。没有冲突，就没有诗歌风格的变化和文字的张力。我甚至写过旧体诗，那是小学五年级至初中一年级的一年多时间，受的是唐诗宋词和梁羽生小说的影响。当时我能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宋词一百首》背下大半，对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里的诗词更是如数家珍，至今我都能背得出《冰川天女传》中作者借金世遗之口吟出的那首“平生白眼曾经惯……”。当然，我那时写旧体诗还分不清平仄，只知道在末尾的那个字压韵而已。真正发表作品是在1991年。而收入本书中的作品创作时间最早的是1994年2月写的《蓝，或兰》；最近的是作于2004年10月初的《沉默的棕榈》。十余年来，我没有统计自己的作品数目，只知道“写”，中间有高潮，有低谷，有时候一个晚上能够完成一组诗，有时候一年只写十首。但一直坚持着。
1997年以后，所谓的“70后作家”波澜涌起，作为70年代出生的一分子，我也不由自主地卷入其间，参加了一些报刊主办的“70后诗人大展”，甚至也曾在一位领导兼兄长的支持下，于1999年夏天在我责编的报纸上张罗过同类展示。只是在即将大功告成之际，我突然感到非常厌倦而将本已编辑好的稿件撤了下来。自2001年起，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我应该和同龄人有一些区别。在写作技巧上，更在价值取向上。我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无论从写作经历还是时间的长度而言，我都与大多数同龄人区别明显。我甚至比许多60年代出生的诗人更早进入所谓的“诗坛”，年纪虽不大，但也算是一个“老诗人”了。既然有高远的目标，就没有理由让自己夹杂在别人中间厮混下去。
阅读和思考在这个时候展现了它们的魅力。2001年前，我的阅读范围相当狭窄，无非是中外现当代文学作品而已，关注的也是文学事件，极少涉猎其他领域。2001年，我开始阅读各种思想性的随笔，因为不知渊源，故读得极滥，不知拣选。基本上是听说什么书好，就去找来读。我这人天生有些“个性”，更易于接受那些“背经叛道”、边缘的、个人化的著作，它们打开了我的思维的另一扇窗口，让我关注到比文学更宽广的东西。也是从2001年开始，中国思想界的各种论争吸引了我的目光，趁着那份热情，我回过头阅读了不少90年代的思想文本。通过对非文学著作的阅读，我看问题的方式和角度有了明显的改变，诗歌在无形中也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可以从《一个人的一生》、《卡夫卡》、《灯心草》等篇什可以看出来。当我回头去阅读同龄人的作品时，我发现，思考相似的问题的诗人并不多见。许多评论家在论及我的写作时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是我一直以来非常遗憾的。
自然，这仅仅是我观察世界的几种方式之一。我虽然常被某些文章激起忧国忧民之心，却不是一个有恒心和毅力的实干家。我只是一个写作者，想用文字构筑一个梦想中的城堡，表达自己内心的愿望而已。同别人没什么两样，我向往真挚的亲情、纯洁的爱情和宽容坦荡的大自然，这是我的诗歌乃至所有诗歌永恒的题材。这本诗集中，《坡上的草垛》、《关于父亲的第三首诗》、《关于男孩刘浪》、《外遇》、《葵花，或者生活》、《生活》、《命运》、《一个俗人的早晨》、《北方在下雪》、《低音区》等作品无疑是我最为满意的，它们也陆续给我带来了一些荣誉，在发表后被反复转载、进入各种选本、获奖。说得不客气些，这在我的意料之中。即使批评的声音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也对自己珍爱的文字持有信心，它们让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自己与别人的区别。但靠发表和获奖是不能永久维持内心的激情的，重要的是更为宽广地阅读和更为深入地思考。随着视野的扩展，我的性格在慢慢地改变。如果说曾经的我为人处世过于依赖自己的感觉，不照顾别人的感受，那么，现在的我已经转变到被人误以为是“中庸”的地步。当然，这只是表象，我有为人为文的底线，对于那些令人感动的和令人厌恶的人与文，我的立场并未改变，甚至更为坚定。唯一改变的是，对于诗歌，我多了敬畏，对于自己，我多了怀疑，不再像以往那么把握十足。诗歌像一条圆滑的泥鳅，让我一再看到自己的笨拙。在艺术面前，任何口头或书面的褒扬都是空泛的，最终有发言权的，只有时间本身。时间不开口说话，人们的喋喋不休毫无用处。既然一个诗人面对的不是凌乱的文字，而是永无止境的思想与技艺，以及从来不开后门的时间，他还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
大约从2003年春节开始，我的诗歌作品量锐减，与诗歌有关的随笔占据了我的写作的主要精力。2004年的大部分时间，我用来为我所在的报纸撰写文化扫描，这是工作，也是我有意为之——我想让自己的目光到达更远的地方。好诗人需要具有丰富的技艺、开阔的视野和宽广的胸怀。我不相信那些认为只有汽车才是最好的交通工具而不愿意接受火车、轮船、飞机乃至自行车的人，那些只看到平静的湖水表面而忽略了水底暗流汹涌的人，那些以为只有自己是真命天子而别人都是草莽龙蛇的人。你还能指望一个技术单调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的作家写出多少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没有资格以这个标准要求别人，而只能命令自己去遵守。
生活有时候像流水，时刻给人以新的惊喜，有时候却平静得像一潭死水，让你茫然失措。这不是什么坏事，是生活在提醒你——应该安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了。最近这一年多以来，我就是处于“湖水”的状态中，不再像以往那么乐于折腾，而思考的齿轮一直没有停止，我甚至比以前获得更多。我坚定了把一生献给诗歌的决心，即使距离自己的目标还有遥不可及的距离，我也愿意用一辈子去思考、去描画生命、生活与大自然的神奇。在诗神的眷顾之中，我不知道什么是苦和累；面对从内心流淌出来的新鲜词句，我会一连几天保持着巨大的幸福。那一天清晨，在上班的途中，我听到居所附近的培智学校（专门招收智障儿童的学校）的高音喇叭在播放王杰的《祈祷》，在那一瞬间，我定下了本书的书名。
2004年10月28日
（该书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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