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平：您曾经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您的文学书写是“代表国家形象的方面进入”的，有没有人觉得这种“姿态”太高了？在您的诗歌写作中，是不是有一种“干预的力量”，比如政治？这种干预对诗歌有损伤吗？若干年后，您觉得您的诗还能“代表”“国家”吗？

　　梁　平：我大概是在谈《三十年河东》的时候说的吧？就这个作品而言，我的意思是，在写作时，由于这样的题材，我必须站在这样一个高度上进入。如果自己没有这样一个高度，你就无法把握这样的题材。这不是说我有什么高度，是这个题材必须要具备的进入高度。关于干预，应该说，现在政治干预文学写作的力量已经很微弱了，因为文学的写作能够受到政治的干预的现象并不多见了，这只能出现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尽管中国社会依然还有诸多亟需改进的地方，但事实上，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并不封闭。

　　王西平：您对诗歌的长短有什么看法？3500行的长诗《三十年河东》，您花了多长时间写成？写长诗的诗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

　　梁　平：诗的长短对于诗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长短取决于你写作时所要选择的容量。《三十年河东》写作整整耗费了我近一年的时间。时间一是用在资料的消化和取舍，二是解决这部长诗的构架。一部长诗很重要的是构架，构架没有解决这部长诗就等于不成立。我以为写长诗是一个很辛苦劳动，它需要诗人具备比较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比较广博的知识结构。《三十年河东》我所期望达到的是，在作品里调动我所有的积累，体现出它的诗性、史性和知性。

　　王西平：爱伦·坡有“长诗是不存在的”的说法，陈东东也曾表达出了对长诗的不相信，作为长诗的亲历者和实践者，您怎么认为？

　　梁　平：存在即是合理。无论古今，无论东西方，有诗歌以来就存在这样的诗歌样式，这就是很好回答。

　　王西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首长诗中，如果说“河东”对应的是一种过往，即“叙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风云激荡”，那么诗歌内在潜伏的“河西”对应的是什么呢？是“现实进程”吗？

　　梁　平：写《三十年河东》曾几次要我改名，我都没有同意。因为我只有一个愿望，我写这这三十年的辉煌、艰辛、甚至苦痛和迷惘，我的确需要给我的民族一个心理暗示，这个暗示就是希望我们的民族、国家都应该在体会辉煌之后，随时保持高度的警惕。毁誉只是一瞬间，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如此，一个国家更是如此。只有有了这样的警惕，我们才能够继续“河东”，才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保持这样的姿势，一泻千里。一个题外话，去年的“鲁奖”评奖结束后，有人告诉我这个名字也是这次被拿下的很重要的理由，我听了以后，很开心一笑，笑得很得意，这份得意就因为这个成为了理由。

　　王西平：您在《三十年河东》中把小岗村18个农民的名字，一个不拉地罗列在诗歌中，这应该是一种创作的刻意，您自己也是这样认为。有时候，技巧是苍白的，尤其在宏大的叙述场景下。由此看来，您也是一个反对诗歌技艺的人？

　　梁　平：任何艺术形式都不能鄙视它的技术，技术是成就任何一门艺术所必须的手段。《三十年河东》中罗列18个农民名字的刻意，是另一种技巧的必然。写到那里，从责任、从道义，从艺术最真实的感染力出发，你没有理由把他们的名字拿下。这正是我在这里寻找到的最适合、最有冲击力的表达技巧。

　　王西平：如果诗歌丧失了技艺，如何才能抵达诗歌艺术的深度呢？您的经验是……

　　梁　平：其实上面一个问题我已经做了回答。

　　王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