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平：如果将您的年龄以十年作为一个单元，那么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哪个阶段对您的成长甚至一生影响最大，为什么？最好以影响的特别事例来说明。

　　梁　平：无疑是下乡的那些岁月。应该说，上山下乡尽管这样的运动后来遭到了质疑，但是一个年轻人突然被放进一个落差巨大的环境去生活，一切让你自己去面对，这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对于我，最深的影响就是作为人的个体意识的自觉。我是十八岁下乡的，城里长大的孩子，那个年代的兵工厂是很吃香的，生活也苦但是比起大多数孩子来讲，又是优越的。下乡以后，我不再是父母最疼最爱的宝贝了，我开始以一个独立的成人，独立思考，独立生活。我不是支边的知青，没有集体生活，最简单的事，比如一顿饭煮不熟，半生半熟也得吃。比如买一下块肉，刚煮在锅里闻到肉香，就开始拿刀子一块块割下来放在嘴里，没等到肉熟就看不见肉了。自己在生产队里的工分是自己年终的报酬依据，知道自己的工分不公平，不能去向爸妈告状，没有人出主意，只有自己独自在夜里想好一大堆理由，第二天找队长评理，直到说服队长把自己的工分提高。从此我明白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了，我的生存必须得依靠我自己。

二、观点

　　王西平：当下“主旋律诗歌”在艺术上遭受质疑，且绝大部分已经弱化、远离了艺术，那么以您个人的想象与意志“介入”诗歌现场，您觉得这种方式痛苦吗？

　　梁　平：我的“主旋律”写作是我写作的一部分。有人认为是我职业的需要所进行的写作，我从来不这样看。我对“主旋律”的概念从来都不赞同，但是我改变不了这个既定的符号。所谓以题材划分“旋律”这是一个误区。我的《三十年河东》写的是新中国历史上非常有意思的30年，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的演变甚至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脉络。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时代，也是在我生命中留下重要痕迹的“生活”。选择写作这样的30年，是我以为值得我写，值得我留下我的文学记忆。实际上这样的“生活”进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倘若写作者找到了写作的兴奋，找到了写作的路径，为什么要抵制或者拒绝呢？问题是很多人找不到兴奋，找不到路径，即是说找不到写作的方式。这不是可不可以写的问题，这是自己能否把握这样的题材，能否驾驭这样的宏大的技术问题。这样的写作确实有难度，但是这样的写作也很淋漓，可以把自己对这个民族的大思考植入自己的写作，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痛苦。

　　王西平：您曾经说过，优秀的诗人一定要和社会有“瓜葛”，这种所谓的“瓜葛”是指什么？一首诗中，身体的“瓜葛”与精神的“瓜葛”哪种更重要？

　　梁　平：我的所指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瓜葛”。当然没有身体上的瓜葛就谈不上精神上的“瓜葛”，当代诗人最应该深切体会。中国新诗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真正优秀的诗人不是玩文字游戏的高手，而是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真正注入自己诗歌的人。古人说的“文以载道”“诗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