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朦胧诗的评论家也站出来了：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三个“崛起”强力地反击了“看不懂”的声音。

    80年代初，以《诗刊》为大本营的朦胧诗大讨论呈现一副“百家争鸣”的样子。站在“崛起派”背后的则是无数的读者。孙绍振的“崛起论”在《诗刊》上发表后，连《人民日报》都刊文对他进行了批评。“上个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他忐忑不安地走向教室，没想到，学生全体起立，为他鼓掌。“‘围剿’不住的，越批越香。”

    孙绍振本在大学教书，因为对朦胧诗的评论，他一下子也成为大学生的偶像，他记得曾收到大学生的来信，说“我读了你的文章，激动得要流泪。”有工人给他写信说可以去自己那儿“避难”，他甚至还收到了女大学生写给他的带照片的情书。那个时候，朦胧诗人和支持朦胧诗的评论家如同今天的影视明星一般被人爱慕着。

    “朦胧诗大讨论把以前独一无二，只此一家的标准打破了，实现了现在诗坛的多元化，”在《诗刊》任职16年的唐晓渡说，“所谓标准其实是枷锁，它根本上是反诗的，和诗没有关系，是意识形态的标准，是五十年代以后形成的统治地位，其造成的结果就是在两代人的阅读中，对诗歌的经验和趣味被规定好了，所谓读不懂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么造成的。”

    出版   “人人床头一本《朦胧诗选》”

    朦胧诗大讨论中，出版界也陆陆续续地行动力挺“崛起派”，并愈发扩大了朦胧诗的影响。

    1985年，时任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的邓荫柯很是同情朦胧诗人和“崛起派”。他1979年第一次读到了北岛的诗，受到的震撼很大，他也和其他的时任一样，曾亲自拜访过“长得挺漂亮，挺有派头”的北岛和芒克，他很想为他们做些什么。

    恰巧这个时候，四个辽宁大学中文系的女学生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来到了出版社，她们拿来了自己打印编辑的“朦胧诗选”，里面列入了26个诗人的作品。经过主编的同意，出版社很快同意出版了。

    因为一些非朦胧诗诗人也被编入书中，而多多等人则没被列进去，评论界认为该书的价值还是较为有限的，但是没有人否认它的影响力。这是第一本朦胧诗人的选集，第一版印了5000册，很快抢购一空，“再印一版很快又没了”，邓荫柯记得，选集总共印了二三十版，共卖出了25万多册。

    “很多人是读着这本书成长起来的”，邓荫柯说，在当时，床头摆一本《朦胧诗选》是大学生宿舍普遍的现象。“这本书后，朦胧诗取得了绝对性胜利。”他说。

    个人诗选的出版相对更多些。早在政治环境较为宽松的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就出版了舒婷的《双桅船》，同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舒婷、顾城抒情诗选（1971-1981年）。奇怪的是，这虽然是两个作者的选集，里面的诗歌却没有署名。现代诗评论家，舒婷的丈夫陈仲义揭开了个中秘密。

    原来，出版社原想出版五人的诗选，但考虑到北岛、江河和杨炼的诗在政治方面可能有所风险，就只选择了舒婷和顾城的作品。舒婷同年已出版了《双桅船》，不愿意重复出版，而她剩下的诗歌只有十八九首了，而顾城的诗则占了几乎四分之三，犹豫中，顾城自告奋勇地提出，把署名去掉，让读者分不清谁的诗多谁的少，顾城甚至还干脆模仿了舒婷的写风写了几首。

    薄薄的诗集，《双桅船》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