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这是《诗刊》最忙碌的一年。4月号登出《新人新作小集》，收录了15位青年诗人的诗歌，主编亲自做评语。8月号刊登《春笋集》，又收录了15位青年诗人的作品。

    同年，《诗刊》组织了后来称为“诗歌黄埔”的“青春诗会”，包括舒婷、顾城等全国各地的17名青年诗人来到了虎坊路的《诗刊》编辑部。

    编辑部有几间平房接待室和仓库都腾出来供住宿，即使这样房子还是不够，只好请住在北京的顾城、梅绍静等人早起晚归地跑路。大家吃得也很简单，凭几分钱的粮票就在隔壁的北京京剧院搭几顿伙食。

    这是辛苦的一个月，《诗刊》邀请来了老一辈诗人、作家和理论家，包括了艾青、臧克家、贺敬之、张志明、黄永玉等给年轻人上课。

    10月刊的《诗刊》登出专版记录诗会，白底黑字写着“青春诗会”几个大字，这个名字就如此演变而来。作为官方刊物，《诗刊》为此承担的压力不小。王燕生说，当时曾有上级领导批评“这是全国诗刊，不是青年诗刊”。幸好那几年，编辑部内部对此的意见是一致的，王燕生在此后十年都连续主持了原则上每年一届的“青春诗会”。

    可惜的是，“青春诗会”并没有邀请到更加激进的《今天》杂志“双侠”北岛和芒克，不过，因为《诗刊》中朦胧诗的登场，它的影响力已遍及全国。王燕生记得，当时《诗刊》发行量最好的时候达到了54万册。相比之下，如今的《诗刊》，发行量只有2万左右。

    “当时诗歌的繁荣是今人如法想象的。”王燕生说，作为编辑的他经常在礼拜天加班看稿。“每天都收到四五百份稿件，一个信封可能是一首诗、可能是几十首，也可能是一生中所有的作品。”稿件的形式各种各样，有印在香烟盒上的，有抄在油光纸上，用铁丝串起来的，各种职业，各个地方的人都会寄来稿件。

    那时，诗歌是可以改变人的命运的。作品在《诗刊》上刊登之后，舒婷很快进入了福建省作协，用铁丝串起油光纸写作的机械工人张学梦也很快进入了河北省作协。

    影响   朦胧诗大讨论扩大影响

    随着《诗刊》选登越来越多的新诗，批评声音也持续不断地传来。福建也掀起了针对舒婷作品的批判，1980年《福建文学》首开对舒婷诗作的争鸣，此后《厦门日报》登出整版批评舒婷的诗。王燕生说舒婷当时的心情非常差，她曾说自己“像烂足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孙绍振也记得在一次福州的讨论会上，批判派讲话很尖酸，甚至都把舒婷弄哭了，他还回忆道，当时有人甚至刻毒地攻击舒婷的《往事二三》里写的是“野合”，“此人后来也再没出来”。

    “朦胧诗”这个词，出现在这场空前的轩然大波中。1980年8月的《诗刊》刊登杂文家章明写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他写道，“‘连秋天的鸽哨都是成熟了’，鸽哨怎么能成熟呢？这种朦胧令人气闷。”“朦胧诗”之名由此而来。

    “看不懂”成了和朦胧诗对立的最流行的批判，王燕生记得自己的一个朋友大发脾气：“我一个中文系主任都读不懂了，谁还看得懂？”而对于这种批评，当时倔强的舒婷断然拒绝，她曾在一次会议上反驳道：“你看不懂，你的儿子会看懂。”

    轮番轰炸让舒婷度过了最艰难的几年。1983年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颁奖仪式上，获奖的舒婷只说了一句话，泪水就忍不住喷涌而出。她说的是：“在中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