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言，偏重于时代原因，偏重于文学的生态环境和文学的生产机制。倘若要发现今天的文学到底最缺什么，真正找到病源，还得回到文学本身和创作本身去寻找答案。

　　二、亟须强化肯定和弘扬正面价值的能力

　　今天的文学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首先与思想文化思潮的大背景有关。以小说创作为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就其精神骨骼和血肉品性而言，中国小说精神缺钙的现象却也在日益普遍化和严重化。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部分人群的精神生态趋于物质化和实利化，腐败现象蔓延，道德失范，铜臭泛滥，以致一些人精神滑坡，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若从五四以来小说主动承担思想启蒙任务的角度看，一段时间以来，思想启蒙的声音在部分作家中日渐衰弱和边缘化，他们的小说告别了思想启蒙，走向解构与逍遥之途如新写实小说。若从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政治追求的角度看，90年代以来的小说较为普遍地告别了虚幻理性、政治乌托邦和浪漫激情，部分作家或者走向实惠主义的现世享乐，或者走向不问政治的经济攫取，或者走向自然主义的人欲放纵如身体写作。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由于自现当代以来，人们受到过太多的伪崇高、伪宏大、伪权威、伪浪漫、伪美的欺骗和伤害，对于号称神圣的东西心存疑义，90年代以来的小说便以较大规模和较快速度告别了神圣、庄严、豪迈而走向了日常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叙述。从小说究竟应该务实还是务虚的角度看，90年代是个商业、经济、产值、利润、收入、GDP、财富、成功人士凌驾一切的时代，小说本身也就在更广和更深的程度上被迫地或主动地由以前怀着无用之用的审美理想转换为一种市场化和消费性的存在方式。消费、浮躁、自我抚摩、刺激、回避是非、消解道义、绕开责任、躲避崇高等等，几乎成了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较为普遍的精神姿态。这当然不是当下文学的全部，却是不容忽视地存在。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文化空气之下（当然不是全部），当前文学的营养不良，底气不足，资源不丰，传统不厚，思想不深刻，精神价值的难以整合和确立，就明显地暴露出来。我们当然有优秀的作家作品，但就平均数而言，现在文学的缺失则是不容回避地存在。

　　我认为，就现在的文学本身而言，其次“最缺少”的是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而这恰恰应该是一个民族文学精神能力的支柱性需求。今天的不少作品，如新乡土写作，官场文学以及工业改制小说等等，并不缺少直面生存的勇气，并不缺少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也并不缺少面对污秽的胆量，却明显地缺乏呼唤爱，引向善，看取光明的能力，缺乏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我这样说，并无丝毫轻看批判性文学的意思，揭露、批判、直面“惨淡的人生”，任何时候都必不可少，多年来它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中国作家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在与瞒和骗的文艺的斗争中，形成了一种错觉，往往把激愤批判之作等同于批判现实主义，并把批判性文学当作世界文学的高峰来看，凡揭露性的就是好的，就是中国文学的方向，就是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这种看法的偏颇在于，它忽视了，一个民族的文学倘若没有自己正面的精神价值作为基础，作为理想，作为照彻寒夜的火光，它的作品的人文精神的内涵，它的思想艺术的境界，就要大打折扣。

　　这里切忌把批判精神和建构精神对立起来。所谓正面的价值声音，并非如有人浅薄的理解，以为是指当下政治性的“导向”，或表彰好人好事之类。它要广阔得多。它应该是民族精神的高扬，伟大人性的礼赞，应该是对人类某些普世价值的肯定，例如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有了这些，对文学而言，才有了魂魄。它不仅表现为对国民性的批判，而且表现为对国民性的重构，不仅表现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而且表现为对民族灵魂重铸的理想。其实，即使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也有强烈的人性发现和终极关怀的光芒。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关怀被侮辱者，并表达人性的追问，表达终极关怀。《红楼梦》更不必说，它绝望、悲悼，甚至虚无，但它的内里却始终燃烧着美丽人性和青春浪漫的巨大光焰，从来就云空未必空。而在我们这里，不少作家把负面的国民性（奴性、麻木、欺骗、虚伪等）当作了唯一的深刻和深度。这只能说明精神资源的薄弱。现在的难点在于，正面的价值声音，如何才能不是抽象地外贴式地而是内在地如血液般地化入文学作品的肌理之中；再追问下去，难点更在于，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及其传统如何转化为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事实上，文学中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和缺乏说服力，正是社会、文化、哲学领域正面精神价值匮乏和缺乏说服力的反映。例如，在今天，我们的思想资源就甚为复杂，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传统，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等等，无所不包，都在起作用，但主导价值就是不显豁，以致一些作家失去了价值判断能力，以价值中立来掩饰其莫衷一是的尴尬。

　　三、呼唤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和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

　　我认为，现在的文学的第三方面的“最缺少”是：缺少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能力，面对欲望之海和现象之林不能自拔，如个人化写作或者私人写作，“70”后的欲望叙事以及为赚取市场卖点的商业化写作等。这就大幅度降低了当前文学的品质和格调。作家的根本使命应是对人类存在境遇的深刻洞察。一个通俗小说家只注意故事的趣味，而一个能表达时代精神的作家，却能把故事从趣味推向存在，他不但能由当下现实体验而达到发现人类生活的缺陷和不完美，而且能用审美理想观照和超越这缺陷和不完美，并把读者带进反思和升华的艺术氛围中去。

　　那么我们现在的创作现状怎么样？我们看到，对于日常生活的原汁原味的仿真和临摹写法，从一开始的亲和感、烟火气，渐渐变成令人腻歪的唠叨；对于身体和感官的再发现，从一开始的反抗传统，变成了扭捏作态的展览；对于血腥和暴力的变态渲染，从开始的扩大审美（或审丑）疆界的创新，渐渐到了令人战栗和难以承受的地步；对于“性”事的大量感官化描绘，对于偷情故事的低水平重复，从开始的一点积极意义，到了让人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完全消解了意义的地步；再如“堆积苦难”，从一开始的召唤起人的神圣同情感，到夸张失度——世界上哪有一天、一分钟都从没高兴过的人呢。这不禁令人感慨：过去是，越“光明”越好，现在呢，越肮脏越好，现在的流行是越脏、越丑越叫座，反而说深刻啊深刻。“左”倾时期，这不让写，那不让写，假大空，高大全，走进了死胡同，现在放开了，什么都可以写，又出现了新的弊端，出现了面对垃圾堆失去了嗅觉。其实，生活并不是那样的。我很同意一位作家说的，悲悯不是要回避罪恶和肮脏，如果把邪恶和肮脏掩盖起来，这样的悲悯同伪善是一回事。当然，这里还是有个“度”和分寸感的问题，这是文学的审美特性所决定的。不是说生活中的灰暗、污浊不可以写，而是说，有的作家作品只有写灰暗污浊腐败的能力，没有审视、思辨、取舍、提升，以及使正确的审察植入作品血脉之中的精神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