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渡（诗歌评论家，作家出版社编辑）：前天在北京的研讨会上，艾略特和欧阳江河都谈到所谓“好的中文”问题。艾略特先生特别说到，二十一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的世纪，并将这个可能的中国与二十世纪的美国做了一番比较。这当然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作为中国诗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自处？怎么发出自己的声音？

    艾略特·温伯格（美国著名诗人，政论家，翻译家）：中国的２００６年甚至有点像美国的１９０６年。１９０６年时美国还没有变成一个帝国，那时候美国文学还没有成型，只有一两个人开始为美国文学定调子，比如惠特曼。中国作家如今面对“什么是好的中文”的问题，处境比较相似。２０世纪初的美国诗人面临重新阅读经典的问题，比如Ｔ．Ｓ．艾略特对玄学派诗人的重新阐释，庞德对于盎格鲁—撒克森文学、中国文学的解读。因此美国诗歌的现代性里边包涵了一种现代和过去的融合。中国诗人是不是现在面临同样的问题，也就是对过去经典的重新解读的问题？对于李白、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也许还有着更大的解读空间。

    杨炼（著名诗人，现居伦敦）：２０世纪初的美国诗人去发现美国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建立在个人生活经验之上，而中国的个人经验相对来说比较贫乏，至少曾经如此。中国的声音与美国不同，因为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我们不是仅仅简单的模仿传统，我们必须依照个人经验来重新发现传统。艾略特是从国际的角度来看问题，但实际上自上世纪７０年代末，中国人一直在反思历史传统并从中汲取力量。我认为中国的生存经验和语言经验的深度都是特别重要的。

    艾略特·温伯格：我认为中国的传统被“冻”住了，你必须去“解冻”。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国诗人去重新再发明传统。艾略特和庞德是吸取欧洲文化之后用新的眼光从外部看美国文化，而威廉斯·卡洛斯·威廉斯是从内部看美国文化。这两方面的努力在２０世纪初是同时进行的。如果只是从内部解释经典的话可能有些单一。１９０６年时美国诗人感到对于整个西方世界他们像是外省诗人一样，他们同时也希望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当时的这些作家像庞德、史蒂文斯、威廉斯他们每个人的英语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很难说谁的才是好的英文。威廉斯的英语可以说不是英语，而是美语，内在的区别是很不一样的。

    欧阳江河（著名诗人，现居北京）：中国现在快速的发展，全球可能对中国产生一种误读、担心，甚至一种恐惧。中国变化得太快，仿佛已经失去了发展的蓝图而不可预测。在这种情形中，中国诗人该如何自处以及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什么是好的中文、好的中文诗歌的问题的。艾略特刚才提出把中国和美国拿出来比较，这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这有助于我们澄清这个问题的实质。我想先作一种比较简单的，可能不一定准确的比较。美国不管它内部的声音还是外部的声音，都有它的独特性，它毕竟还是属于一种英语文学，是地方文学的一部分，尽管可能是不一样的。它都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文学不一样，它是异体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文化。这可能是中国发展引起西方人士担心的原因。在这个层面上来谈论好的中文才会有意义。

    艾略特·温伯格：从大的方面看，更重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语言能和现在发生的社会现实相吻合。

    欧阳江河：我指的就是这个，而不是教科书意义上的“好的中文”。什么是现在的中国，现在的北京，现在的中国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声音，整个中国应该发出这样的声音。回到我跟顾彬教授讨论过的问题，就是说到现在为止西方人知道的中国当代诗歌还只是朦胧诗，有名气的诗人就只是朦胧诗人。

    艾略特·温伯格：庞德、威廉斯、艾略特和史蒂文斯虽然各自的声音不同，但都是后来诗人的榜样。现在英语世界也缺乏榜样，很多诗选只是罗列一些不同的流派。中文世界如何找到语言的榜样，这很重要。

    欧阳江河：人只能听到他想听的，或者他曾经听过的声音。即使中国有独特的声音，但是西方不喜欢听到或是没有听到过，西方就会听不到这种独特的声音。而且还有声音从哪个平台发出来和翻译的问题。中国人的作品怎么介绍到全球？中国当代为止没有好的中文，有一些好的作品，但好的中文只是正在形成中。我指的好的中文，比如中国古体诗发展到唐朝的李白和杜甫那样的高峰，它对所有其他的写作都造成一种影响的焦虑和抵抗。在这之后也有好的诗人，像黄庭坚、苏轼，但他们并没有超越李杜。这样的中文现在并没有，我们现在使用的中文是受到德文、法文、英文，受世界上所有语言影响的中文。所以现在的中文更具有国际性、宽广的视野、活力和杂交性。好的中文尽管在形成过程之中，但对我们所有中国诗人是一种历史机遇。我同意西川的说法，时代变了，我们没法回到李白那样的中文中去了。我们只能用和这个时代相吻合的语言来写作。好的中文本身就是一种可能性。

    杨炼：我们不应该把讨论限制在别人对我们的误读上，而应该更重视我们能够做什么，或者应该做什么。如果谈好的中文，我认为该分析一下中文的内在的好的因素，第一，传统的因素。这是中国文学重要的根源和背景。第二，口语因素。它和日常生活连在一起，不停地把日常生活的挑战和直接经验带入文学。第三，巨大数量的翻译。中文受到翻译的影响非常大，大量翻译体经常破坏中文的美感，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第四，实验性。我们不仅仅为自己的诗创造形式，实际上是为每一首诗的创造形式。这样问题不单是古典，也不是简单的现代与否，甚至不仅仅限于中文。我的问题是每个人对自己而言怎么创造好的中文。

    顾彬（德国作家，翻译家，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我想我们应该谈得更复杂一些。西方的情况跟中国不一样。１９９０年一个德国人编了本世界当代诗选，有多多、北岛、杨炼、顾城的诗。我们还出版了翟永明、张枣、西川，还有一个香港诗人的书。刚才欧阳江河说西方听不到中国独特的声音，至少德国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也有问题。比如去年我们想出版《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但因为版本太差出版社不接受。德国观众也不想听中国诗人诉苦，他们听得太多，现在想听不同的声音。现在很多中国诗人他们真的很会朗诵。杨炼每年都过来开朗诵会，观众很多，好多人找不到位置坐。有些人真的只想听他的声音而不想听我的翻译。他们的要求是美学上的要求。虽然我们德国有很多不错的诗人，但他们大多不知道怎样去朗诵。这是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