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行吟风气 助推行吟诗发展

——王端诚行吟诗歌诵评会的主题发言

作者:万龙生 | 来源:中诗网 | 2021-03-27 | 阅读:

  导读:当代中国诗坛行吟诗的代表人物是原中国作协副主席黄亚洲。他去年出版的三语诗集《我的西班牙,我的葡萄牙》是其最新作品,我在序言中称他是当今中国行吟诗的领跑者。

各位来宾,各位诗友: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在这次活动中安排我作这个主题发言。我想,评论王端诚的行吟之作,其意义应该并不止于他作品的探讨,不止于他这个个案本身,而是进一步探讨行吟在诗歌创作中的意义和作用,从而推动行吟方式的发展,行吟诗作的繁荣。

  众所周知,重庆市诗词学会名誉会长、格律体新诗研究院副院长王端诚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创作成果丰硕。为什么我们单就他的行吟诗作来进行朗诵、评论呢?这是因为行吟是他的重要创作方式,其行吟诗作是富有价值与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行吟这种古老、独特的创作方式,历来产生了许多传世诗作,丰富了诗的宝库,而当今中国诗界对此的重视显然不足,研究显得薄弱。我们是想通过总结王端诚的行吟经验,对中国当下行吟诗歌的发展提供助力,促使其进一步发展。

  行吟历来是诗歌创作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古今中外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行吟之作。中国古代诗人早就有行吟的传统,行吟之佳作多矣哉!屈原应该是行吟的祖师爷,有诗为证:“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楚辞·渔父》)”而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早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陆游的《剑门道中遇微雨》:“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诸如此类的行吟之作,历来脍炙人口,堪称神品。

  当代中国诗坛行吟诗的代表人物是原中国作协副主席黄亚洲。他去年出版的三语诗集《我的西班牙,我的葡萄牙》是其最新作品,我在序言中称他是当今中国行吟诗的领跑者。在此之前,他还出版了两本域外行吟诗集:《我的北美,我的南美》《我的北非,我的南非》。有鉴于他行吟的巨大成就,在智利和中国重庆分别为他举行了研讨会。为了提倡行吟诗歌,促其发展,还设立了黄亚洲行吟诗歌奖。我们这次对王端诚行吟诗作的评论,正是与之东西遥相呼应,共同开创行吟诗的振兴大业。

  不同于当今中国行吟诗,王端诚的行吟之作有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优势,即他是格律体新诗与诗词双擅的两栖诗人,不但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选择适宜的诗体,而且上承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很自然地把行与吟结合起来。与一般的旅行者迥异的是,王端诚总是有备而去,为吟而行,且行且吟,满载而归。别人收获是照片,是特产,甚或炫耀的资本,而他却献给诗爱者以诗的厚礼,心灵的补品。他的作品灵动,隽雅,纯正,深得风人之旨,读之令人长知识,增见闻,受感染,如饮醇醪。

  王端诚的足迹按省而论,可以说踏遍了大半个中国;若非新冠肆虐,阻断了他的美洲之游,全球五洲他也算走遍了。这么丰富的旅程,提供了他不尽的素材,不竭的灵感,使他写下许多佳作,这才有了我们今天举行这次盛会的基础。

  自古以来,诗人行吟大抵分两种状况:一是履职或必须的旅途中行吟,一是游山玩水中行吟,两者都产生了许多佳作。上引二诗都属于前者,后者的诗例可以轻易举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崔颢的《黄鹤楼》。王端诚的前半生人生困顿,无缘出差之类机会,其行吟之作不属于前者,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欣逢改革开放盛世,才有可能实现早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宏愿,并且“观眼前景,吟心中诗”,得到如此丰盛的行吟成果。因此,在我们有此机会对王端诚行吟诗作进行研讨,给予佳评,必须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记得10年前,重庆多家文学、诗歌团体对王端诚的格律体新诗集《枫韵集》进行研讨(这次活动载入了《重庆文学志》),我也有幸做主题发言,对他在诗歌创作途中的“华丽转身”做了高度评价。对该书本身的价值,诸家有不少中肯的评论,而我依据他主动、自觉、果断地将创作重心由轻车熟路的诗词创作转向格律体新诗的事实,指出:这一“战略转移”的成功,“雄辩地证实了格律体新诗的无限可操作性,有利于打消格律体新诗‘束缚思想’的误判”,有力地证明了格律体新诗与诗词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而诗词“能够成为通往格律体新诗的天然津梁”。他的创作成就之外的这些“附加值”确实很高。

  我们这次的活动,着眼于王端诚创作中具有很重分量、能够显示他的创作特色与优势的行吟诗作,一些评家都是有备而来,等会儿一定会发表许多高见,我对此不多饶舌,只拟就他转向之后,在诗词与格律体新诗创作中,行吟诗作俱获丰收的经验做一些探究,想必于今后诗坛行吟诗的发展与繁荣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如前所述,行吟是古往今来诗人们的一种重要创作方式,由此产生了许多优秀之作。但是目前在整个诗歌界对此似乎缺乏足够的认识,当然也就相应地缺乏足够的重视。当今世界状况与人民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行吟的必要条件旅行而论,无论其规模、方式、条件都远非往昔可比,政府部门也把文化与旅游合并为一个机构。但是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人们对旅游的重视往往首先是注重经济,而对文化含量的倚重还不曾到位。对古人在旅游地留下的诗歌遗产还算有所利用,而发挥今人行吟的作用,利用其行吟成果,相对而言则显得十分薄弱。许多诗人往往也缺乏行吟的自觉,即便写了行吟诗,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行吟呢。在整个诗界,黄亚洲对行吟的提倡还显得势单力薄,影响不足。那么,我们今天在西部的重镇重庆与杭州呼应,对他应该是有力的支持,希望借此对整个诗界的行吟之风有所推动。如果有更多的今日行吟佳作出现,而文化旅游部门对此再“推波助澜”,相信对整个诗坛都善莫大焉。

  就王端诚的行吟作品的丰收,我们应该总结出什么经验呢?一是行吟的目的性、自觉性。诗人出行就是要有别于常人,出行就应该意识到这是行吟的机会,也是创作的良机。行吟中那种创作的快感是无与伦比的,即便一时没能产生理想的作品,留下的诗作也有一定的价值。积累多了,自然会有佳作脱颖而出。就拿王端诚来说,他的行吟之作也不可能字字珠玑,他还不是照样乐此不疲吗?如果是结伴而行,还能通过互相切磋而获益良多。“东风诗风”论坛的诗友们每年一度的聚会、采风,就形成了行吟的惯性,王端诚的许多作品也是由此产生的。如果是写诗词或格律体新诗,还能享受互相唱和之乐呢。

  王端诚行吟诗的丰收,还是他行前精心准备的结果,诗友们称之为“做好功课”。这就是充分了解目的地的历史、人文、地理等诸多方面的状况,做到心中有数。只有这样,行吟之作才不会流于走马观花的浮浅之作,而是在自然风光中融入人文积淀和诗人对社会人生的感悟。黄亚洲如果不是对所游美洲、非洲和比利牛斯半岛有着深入的了解,是断断乎写不出那些包含深刻感悟,甚至力透纸背的“诗之游记”的。王端诚行吟诗之佼佼者也是如此。他所掌握的那些知识有机地化而为诗,浑然一体,不露痕迹。与此相悖的就会流于“掉书袋”之弊,值得行吟者警惕。

  可喜的是,上述王端诚的诗歌创作重点由诗词转向格律体新诗,并没有带来诗词创作的终止,而是造就了一个优秀的“两栖诗人”。两栖诗人就是能够运用两大诗体创作的诗人,其实古已有之:唐代同时能写古风与近体诗、宋代既能写诗又能填词的诗人不是都大有人在吗?应了我所总结的“津梁”说,当今由诗词成功步入格律体新诗场域的诗人已不乏其例,而以王端诚为其优秀代表。而在诗词创作复兴的当下,能够以诗词成功地吟咏域外风情如王端诚者,实属难能可贵,使他在诗词界占有了独特地位:诚如他自己所言,“再向汉诗坛,争占一篇幅。”同时,汉语十四行这种外来诗体,已经纳入格律体新诗“三分法”体系,而王端诚集中运用此体,写下大量行吟诗篇,显示了深厚功底。这就是说,作为“两栖”的行吟诗人,王端诚在不同诗体的选用上取得便利,正是他的优势所在。而《我来康河撑篙》道出了他内心的秘密,成功的秘诀:诗歌是他“永恒的生命”、“永远的情人”,他追求的是“心灵的至洁至纯”。想必志摩先生在天之灵有知,当会露出会心的微笑吧。

  今天,我们在此研讨王端诚的行吟诗,旨在总结他的成功经验,继承悠久的行吟传统,从而推动行吟诗的发展。希望当今诗界对行吟诗更加重视,鼓励诗人们自觉行吟,乐于行吟,进而催生更多的行吟佳构,奉献于中国诗坛。苟如此,则我们这一番苦心就不会白费。

责任编辑: 山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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