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塔｜诗与食的饕餮——兼论洪烛与我的“和而不同”
自从2018年11月23日洪烛因脑溢血倒下以来，朋友们聚会时都会提起他这位共同的朋友。
前天，祁人兄冒着疫险从泰国探亲回京隔离近一个月之后，首日“解放”，朋友们给他洗尘。席间，他透露，洪烛的老东家中国文联出版社计划出版纪念文集，并现场约稿。我知道祁人一直在用心用计操持洪烛的后事。我为他和文联出版社的重情重义而感动。我当即表示我要好好写一写洪烛这个老哥们儿。其实，这篇悼文应该在他2020年3月18日离世之际就写出。
一、多少次我们一同出京返京
每年，我都会跟洪烛一起参加京内外的多场活动，或研讨，或采风，或朗诵。由于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总策划兼秘书长祁人、中国诗歌春晚总策划屈金星和作家网总编辑赵智等都是我俩共同的好友，所以一起参加这三家颇为活跃的民间文学机构组织的活动尤其多。
十好几年间，大概有几十次，我曾经和洪烛一同出京返京，我们会乘同一趟飞机或火车。这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在往返时间和交通方式上上往往遵从主办方的便利，由他们统一买票，或按照他们统一的要求我们买票。
由于我们两家住地离得相当远，所以去程我们会约在机场或车站见面，很多情况下，谁先到就给另一人打电话或发短信问一下路上情况。回到北京后，别的同行者可能被公车或私车接走。我俩一般都选择乘坐地铁回家，这样我俩又有机会一起走一路聊一路，直到中途换乘不同的线路才分开。
有几次同行我印象深刻。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两次。
一次是汨罗行为柳忠秧“撑腰”。
2014年5月，方方发表两条微博，不点名地指称柳忠秧在当年的鲁迅文学奖评审过程中“到处活动”、“搞定所有评委”。柳忠秧等人强势还击。文坛的所谓“方柳大战”风波骤起。之后不久，柳忠秧在湖南汨罗和岳阳策划举办一个小活动。忠秧生于湖北，自称“楚狂人”。他崇拜楚国左徒、诗祖屈原。说实话，那个时候，他压力有点大，大概就想去找屈原倾诉、寻找来自中国诗歌源头的精神能源，来给他的论战加油。他也希望找几个朋友跟他一起祭拜诗祖，同时给他鼓鼓劲。他请了全国各地的好几个朋友，都是平常与他称兄道弟、觥筹交错、呼幺喝六的；但不知是否由于某些人慑于方方在文坛的地位和势力，或者怕被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和网络喷子吐唾沫，或者避开可能被卷入笔战的误伤和嫌疑，有些人选择以明哲保身、退避三舍，找借口没有接忠秧的茬。洪烛接到忠秧的邀请后给我来电话，他知道忠秧肯定也会喊我。他说忠秧这个时候请我们去，免不了要让别人联想到让我们给他站台。他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不在乎不明就里的非议，我看重朋友的情义。他说他也是，感觉这个时候需要陪陪忠秧，哪怕只是说说闲话。于是我们同去。
到了汨罗之后，我发现罗广才也仗义而行。我一见忠秧，恍然见到投江前的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他的头发原来只有鬓角斑白，那时整个儿是白的比黑的多，精神也颇为颓唐。我们三兄弟一个劲儿地给他安慰和鼓励，不是鼓励他斗，尤其不怂恿他乱斗；而是鼓励他看开点，真相就是真相，是抹杀不了的；金子就是金子，众口也消铄不了。大丈夫能屈能伸，一时之间受点委屈怕什么。我跟他开玩笑说，屈原要是喜欢喝酒，就不会“怀石自投汨罗”了；咱们把汨罗的水当酒喝，没有过不去的坎。我们陪着忠秧喝了两顿大酒，果然他精神又振奋了，面色也红润了。这就是真性情的诗人，喜怒形于色，情绪随波动。
在汨罗徜徉两天之后，洪烛和广才继续陪着忠秧去岳阳，我呢，看着忠秧精气神恢复不少，而且我得赶回北京有事（那时我在北大兼课），就跟他们“分道扬镳”了。
另一次是晨游西安唐文化广场。2015年10月中旬，我应邀参加了由好友屈金星和刘桐瑞两位先生策划的“新丝路·新诗路”海上诗歌文化之旅，乘坐意大利的歌诗达豪华游轮前往日、韩考察。在船上时，他俩又策划“新丝路·新诗路”长安场畔诗会，并与我商定请洪烛参加。上岸归来的第四日，10月16日晚上，我就跟洪烛一起乘坐夜车，由北京西站出发，前往西安。第二天凌晨五点左右，太阳还在睡懒觉，我们就抵达秋凉萧索中的西安火车站了。桐瑞和场畔的工作人员接到我们后，就带我们品尝了陕西套餐肉夹馍和凉皮。其实，那是一家路边小店，设施简陋，灯光暗淡；不过，西安小吃特有的风味颇佳。洪烛吃得津津有味，一大碗羊杂汤、一大个肉夹馍外加一碗凉皮，他很快就一扫而光；然后，在一旁抽烟等着其他人。他是文坛的美食家；但他经常说，美食未必是山珍海味、鸡鸭鱼肉，也包括这些无名小店的日常美味。因此，与其说洪烛是美食家，还不如说他是“吃货”一枚。
饭后，天蒙蒙亮，桐瑞他们又带我们去参观大雁塔唐文化广场。满场都是金黄的灯光，大型雕塑和建筑被映照得金碧辉煌。我恍然有梦回大唐的幻觉。我们经常会夜游某处，但晨游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我俩尽管疲惫，但游兴尚可。尤其是洪烛，他喜欢拿手机拍照，给我也拍了好几张。很可惜，由于光线的原因，照片效果并不好；但洪烛乐在其中。我也感谢他给我留下了人生特殊时刻的模糊影像。
二、洪烛几乎无条件支持我的许多活动
洪烛不太乐意张罗社会活动，但他喜欢参加各类活动，尤其是文学活动。有人说他太热衷于参加文学活动了。他对这种微词有所耳闻，但不屑于去找微词制造者当面理论。但他不止一次在我面前为自己辩护说，现在这年头，有人还热爱文学，还在赔本赚吆喝，还在为大家提供交流的场合和机会，他都要支持。
我操持的文学事务，他都积极支持。
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我在北京理工大学教书时的同事、诗人王贵明先生兼任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营运主管，委托我主编《2008年北京奥运诗选》。我对时文和时诗历来比较消极或者警惕，因为其主题往往太明确甚至单一，不符合我对现代诗歌的基本观念和要求。所以，我拉来挚友、中诗网主编周占林先生帮忙操盘。我自己则只挂个副主编的名，而且用的是在诗歌界鲜有人知的我的原名徐伟锋。占林果然不负我望，中诗网受众面广，影响力大，占林又是办事干才。征稿启事发出后，应者无数。我们还专门邀约了一些名家的稿子。洪烛不仅积极投来了作品，后来还参加了在理工大学图书馆举办的《2008奥运诗选》首发式暨诗歌朗诵会。
再如，自从2011年以来，在李国富、赵智、野宾、冷先桥、陈泰灸、龚璇、蒙古月等好友的帮助下，我一直在主编全球唯一一部汉英双语版年度中国诗选。洪烛生前几乎每年都主动投稿，而且参加在京举行的新书发布会，给本书很大的肯定和鼓励。
还如，我个人的诗集《滚石有苔——北塔石头诗选》和诗论集《照亮自身的深渊——北塔诗学文选》等书出版后不久，都曾在北京举办小型研讨会，洪烛都慷慨捧场，给与颇高的评价。我还记得，在那次诗论集的研讨会上，他精彩地概括了我在文学上的五个方面的努力或劳迹。他生动形象地说，我这座文学之塔有五层，即创作、研究、翻译、编辑和活动。我虽然内心里有点不同意他把塔这个竖立的形象水平化——仿佛是让一个更喜欢站立的人躺平。但我还是欣赏他的这个由我的笔名演化成的妙譬。
三、我俩的同
无论是在等车等机期间，还是在车上机上期间，我们都会聊上一阵，内容极广，有关于我们共同的家乡的，关于各自的单位的，关于人生的，关于写作的；我们聊得最多的还是关于文坛诗界的人和事。
我俩之所以比较谈得来，是因为我俩有许多臭味相投之处。
我们都是江苏人，他南京，我苏州，在老家有共同的回忆、共同的朋友。
江南塑造了我们相同的性格。我俩都比较善——吴方言里的善除了有善良之意，还有文弱的内涵。我们的斗志都不强，不乐意去争强好胜，也不善于去争名夺利，很多时候宁让三分，不愿与人争执。我们都继承江南士人的传统，凭自己的本事老老实实做事，从不趋炎附势，再高的官员、再大的富豪，我们都不会去仰望乃至付出自我矮化的代价。不卑不亢是我们在社会上坚守的基本形象。
2018年，我们世界诗人大会这个国际最大诗歌组织在贵州极其精彩地举办了第38届大会，主管文化的卢雍政副省长有眼光有情怀有魄力，是他拍板大会才落地的。直到一桌吃饭时，我才知道卢副省长是洪烛的武大老同学，两人还很要好。洪烛从未曾跟我说过有这么一位高官故交。我后来还有点怪他：为何不早点告诉我这层关系？要知道，在意向阶段，我们兜了几个弯，才找到雍副省长这位贵州文化界的最高领导，却一直不知道身边埋着洪烛这条直通线路。不过，我也理解洪烛；因为他从不把他的贵人朋友的名字一天到晚挂在嘴上。
当然，对于我们不喜欢乃至憎恶的人和事呢，我们一般也不会金刚怒目，让对方原形毕露，当场下不了台。我们往往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有些所谓大人物，人家在位时，我们不会去阿谀奉承；去势之后呢，我们也不会落井下石。洪烛多次跟我说，他对当官没有兴趣，而且我们这样比较纯的知识分子性格不适应官场文化，他说他很享受无官一身轻的状态。我高度赞同。
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我们都把文学视为人生第一要务。其它的事务或者利益，无论是单位里的还是圈子里的还是社会上的，都会被我们视作“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有更高的境界要追求，有更高的价值要创造。单位里的、圈子里的那些鸡毛蒜皮乃至高官厚禄，我们都会视而不见。我们并不觉得自己优越于别人，但我们可以在思想境界上超越单位文化、圈子文化乃至世俗文化。洪烛跟我说，他乐意做逍遥派，跟谁都不走得太近，跟谁都能称为朋友。我一直觉得他是有大爱、大气魄、大抱负的人，所以，我不会像某些朋友一样，去斤斤计较他的某些性格缺陷或行为失点。在这一点上，我跟祁人非常一致。
我们有相同的写作观，即我们都认为写作说到底是一种表达，也即心中有感情、脑中有想法，我们就写出来。如果没有，就不写。我们都主张不要硬写。勉强写出来的东西往往干瘪乃至空洞。
我们俩还有一个共同点，求同存异。忠秧突然离开我们之后，洪烛在微博上发声表达怀念之情，“听说柳忠秧突然病逝，很吃惊。转发几年前作家网约我们（柳忠秧、洪烛、北塔）谈诗的现场实录。三人各有风格，甚至南辕北辙，但文人和而不同，并不影响相互理解与包容。”在我们周围，有许多价值观、言行方式、生活习惯乃至诗歌观念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但我们尽量去理解尤其去包容他们。洪烛跟我说，喜欢诗的人，他一般先认定那是好人；关于诗的事，他一般先认定那是好事。有这个“好”的先入为见作为基础，我们比较容易在跟各色人等的交往中求同。
四、我俩的不同
1，性格略有不同
不同。虽然我俩都是“温吞水”型，在外人眼里，我俩都是温和、温厚、温文的，但其实程度上还是有点差异。当我实在觉得某人或某事太操蛋时，我会在言谈中乃至文章中，露一下峥嵘、刺一下歪邪；而洪烛总是一副笑眯眯的老好人样子。他比我更能宽以容人。
2、嗜好有所不同。
洪烛烟瘾很大，上车之前或下机之后，往往第一时间要抽一支。很多时候我会隔着距离等他一下。之所以要隔着距离，是因为我由于支气管弱，不仅不抽，而且还怕二手烟。别人吃饭前，往往招呼说：“喝酒的这边，不喝的那边”。我则会喊道：“抽烟的这边，不抽烟的那边。”
我比较钟情于杯中物，而且喜爱度数高一点的；几乎每次聚餐，必浮数大白。洪烛则一般都单要啤酒一到两瓶。哪怕左有茅台又有五粮液，他也笃爱啤酒。我甚至曾戏称他为啤酒主义者。因此，我经常见他脸红、微醺，但从未曾见他醉过。他是比较理性的，或者说，在感性和理性之间能保持一定的平衡。也许，他在意兴阑珊、宴席散掉之后，还要回家写作呢；也许，他是怕酩酊大醉会浪费他的写作时间、耽误他的文学大计呢。
古人说，诗是酒，文是饭；那么，我说，散文诗可以比作啤酒，有诗意，但并不浓烈。洪烛的散文有诗味，诗中有散文气。他也确实写过很多优秀的散文诗。我觉得，其实散文诗是最符合他的性格和写法的文类。而我更迷恋迷狂乃至迷醉状态下产生的诗，尽管我们在真正醉酒状态下往往连笔都拿不住。
3、对写作生涯的理念有所不同
我俩对写作生涯或者说对写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有所不同。在我的朋友中，洪烛是唯一一个明确提出要把人生的几乎全部奉献于写作的人，为此他没有结婚生子。他认为，这种世俗生活非常麻烦，会占据他的许多写作时间和空间。他到这个世界上来走一遭，立志要留下的是作品，作品就是他的孩子。他把这种为文而生的观念和做法坚持到了最后。我年轻时其实也有这种想法，也觉得世俗生活会浪费许多时间精力，几十亿人都在生儿育女，不差我这一个；而且我也坚持了很多年，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有限的妥协，冀望自己在传宗接代和文学创造之间找到某种平衡乃至两全其美。
4，诗学观念不同。
洪烛是坚定的甚至是浪漫主义者的钉子户，而我主要是现代主义者。洪烛少年成名，这使他背上了某种负担，即一种很难自我革除的写作惯性，因为他可能认为那是他成功的法宝。他早年出过一部诗集，自题为《浪漫的骑士》。浪漫骑士是他对自我诗人形象的塑造，甚至是确认。他几乎一生都坚守这个诗人自我身份意识。他认为，浪漫主义不仅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主潮，而且是整个世界文学史的主流甚至是文学的本质，从心理机制到思维方式，都是如此。他欣赏或崇拜的是屈原、李白、郭沫若、徐志摩这条中国浪漫主义的诗歌线路，而我更看重杜甫、鲁迅、穆旦和北岛这个序列。
浪漫主义诗歌的题材主要是爱情，洪烛一生写了巨量的爱情诗，包括情诗和拟情诗。前者是诗人写给他现实中或想象中的爱人，其模式是直抒；后者是诗人模拟别人的口吻写给爱人的，其模式是代入。洪烛写了不少情诗，但更多的是拟情诗，比如模拟仓央嘉措口吻写的大部头。毕竟，他都不舍得花时间去谈情说爱，哪有那么多情诗的源泉。他的浪漫史并不纷繁复杂。
《阿依达》是洪烛的爱情诗代表。我想在此披露一下这首诗产生的故事。2005年10月，我们随祁人组织的诗歌万里行到南疆去采风。采风团路过南疆阿图什的晚上，主办方让我们观赏了一场极为精彩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歌舞团的演出——《欢腾的克孜勒苏》。阿依达呢正是一名领舞者。她是新疆艺术学院的学生，那时正在克州歌舞团实习。在那晚她上台表演之前，我们就在宴席上见过她，都惊为天人。那天晚上我和洪烛在观众席上挨着坐。演出甫一结束，他就像兔子一样蹿了出去，直奔舞台，拉着阿依达，照了好几张合影，还要到了阿依达的电话号码（我们这批采风诗人与他们歌舞团的关系不是普通的观众和演职人员的关系，而是他们招待的嘉宾）。后来，他就写了《阿依达》一诗。可见，洪烛对于美，尤其是异域的美，是抱有巨大的冲动的。但他与阿依达的关系仅仅停留于这首诗。我后来问他是否与阿依达有联系，他说没有。所以，阿依达不是洪烛的情人，但他为她写了如此动人而高尚的情诗。他把阿依达情人化了，而且神化了。因此，阿依达这个形象成了他的理想的一个象征。这是浪漫主义诗人极为典型的爱情模式和写作模式。
浪漫主义诗歌的另一个写作模式是抒情中心主义，其所依赖的主体资源主要是才情和想象。在中学毕业之际，洪烛曾写有五首一组诗，题叫《献给同学的心花》，在抄写到同学毕业纪念册上之后，他又誊写了一份，寄给了《语文报》。《语文报》刊登这五首诗时，还让他写了个创作谈。他自取的题目是《感情：诗的生命》。这个少年时代的诗歌观念一以贯之直到他写作的终点。
浪漫主义写作定势使得他往往在现代主义试验之路上走着走着又拐回到抒情中心主义的老路。我个人认为，洪烛一生最具有现代的意味和修辞的诗是《灰烬之歌》。在约摸20年前诗人海啸组织的一个小型朗诵会上，我听洪烛自己读过，当即对他表示赞赏。其云：
灰烬，应该算是最轻的废墟
一阵风就足以将其彻底摧毁
然而它尽可能地保持原来的姿态
屹立着，延长梦的期限
在灰烬面前我下意识地屏住呼吸
说实话，我也跟它一样：不愿醒来
一本书被焚毁，所有的页码
依然重叠，只不过颜色变黑
不要轻易地翻阅了，就让它静静地
躺在壁炉里，维持着尊严
其实灰烬是最怕冷的，其实灰烬
最容易伤心。所以你别碰它
我愿意采取灰烬的形式，赞美那场
消失了的火灾。我是火的遗孀
所有伟大的爱情都不过如此
只留下记忆，在漆黑的夜里，默默凭吊
这是一首具有独特视角和深度感想的作品，象征色彩浓郁，存在主义意蕴丰富。假如我写，那么到“遗孀”就结束了。洪烛为何要给这首诗装上个“伟大”的尾巴呢？而这尾巴又是“爱情”。这个“伟大的”尾巴使这首诗由表达思想转回到抒发情感，由深度模式转回到广度模式，由存在诗转回到爱情诗。我判断，这是洪烛根深蒂固的浪漫主义情结在作祟导致的。
其实，我们这一代从1980年代开始写作的人哪个不是从浪漫主义起步的呢？一是因为青少年的情怀哪个不是浪漫的？二是因为那个年代全中国的校园诗歌教育还完全局限于古典加浪漫，而且是所谓的积极浪漫主义。我早年也是大读古典和浪漫，受到雪莱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等的巨大影响；但我比较特殊的是，早在中学时代末期就开始接触象征主义，就对波德莱尔和兰波等一读钟情；所以，我很早就转向现代主义。当然，从少年时代就在心中扎根的浪漫主义转向象征主义还是经历了一个比较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后来，我把浪漫主义作为我的诗歌影像的背景色留了下来。我觉得，从根本上说，洪烛之所以在浪漫主义写作模式上矢志不渝，是因为他相信那是一种永远有效的模式；而我相信文学进化论——从浪漫主义进化到现代主义是每一个作家都应该经历的变革。
由于这种进化和转化，我虽然也重视才情和想象，但我更多把诗歌写作看作是表达思想的渠道，而思想的源泉往往是对此时此地的人和事的看法。洪烛的诗歌之鸟往往从心里飞出，飞向远方乃至远古（西域、西藏、屈原和李白的指向）。我的诗歌之鸟往往在现实生活的上方旋转或悬停。另外，我早年情窦初开，也写过大量爱情诗；但是，人到中年之后，由于撇除了抒情中心主义，这类主题的写作也几乎就偃旗息鼓了。
5、修辞策略不同。
洪烛是一个自然表达者，即所谓“我手写我心”，他写得很放松，思维之网撒得很开。而我主张在写作过程中，要有一定的人工干预甚至自我反转。
洪烛用来构建文本的思维方式是德勒兹所说的根茎式的，即无论枝叶如何伸展，或横或竖，都与根保持着直接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一目了然的，文本内语词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和谐有序。我的构建方式则是块茎式的，语词的块茎有时会无序蔓延，横冲直撞，相互缠绕或打架。
结果是：洪烛的文本多是圆的，圆满、完整，而我的有些文本则是多面体，欲说还休，留有余地，甚至是碎片化的。
洪烛多用比喻、排比和夸张等修辞手法，而我多用象征、通感和反讽等手法。总体而言，他在修辞上不太上心，因此作品的修辞程度也不太高；我则在“修词立其诚”的基础上喜欢绞尽脑汁，别出心裁，玩点语言陌生化的花活。
6，文体特征不同。
洪烛倾向于以文为诗，而我提倡“诗、文有别”和“以诗为诗”。
洪烛是多产的散文家，在北京文化、旅游文化和美食文化方面，他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品，拥有巨量的粉丝。长期的成功的散文写作对他的诗歌写作从观念到修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的诗歌散文化倾向非常明显，有些诗歌文本几乎是分行的散文；但他有一个法宝来维持其散文化文本的诗歌特征，那就是节奏感。他的许多诗都有相当明显的节奏模式。这是来自中国古典诗歌也来自郭沫若和徐志摩的手法。洪烛用得如火纯青。
散文化在洪烛诗歌文本上的表现与其说是散，不如说是长。他有控制结构的能力，所以他的文本的内在结构是清晰、牢固的。但他喜欢在基础结构搭建完成之后，在内外空间，在各个方向上，堆叠各种部件甚至杂物、装饰品。所以，他会越写越长。
我在很大程度上反对散文入诗，主张诗、文互相独立；有时落笔时，我也会有散文化的语句，但在修改过程中，我会删减，直至达到凝练的效果。洪烛用加法写诗，我用减法。他的诗歌思维是裂变，而我的是聚变。他的语言的生长方式是衍化，而我的是简化。他有时会在文本里加水，而我做的最多的动作是拧干。
现代散文写作要求时刻为读者而且是广大读者考虑，比如主题明确、层次清晰、雅俗共赏。洪烛的诗无不具有这些特点。我的写作更像是炼金术士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思想和语言的种种试验甚至冒险，不太关心读者是否能懂，甚至故意不让他们一读就懂。
7，写作胃口不同
洪烛是写者中的饕餮。就题材而言，自然、都市、现实、历史、爱情、亲情等等不一而足；就体裁而言，诗歌、小说、美文、评论、随笔等等多多益善；就体量而言，他的散文往往不是一篇篇出来，而是一部部出来，他的诗则一写就几百行甚至几千行。
洪烛的写作胃口可谓大哉。他对诗歌作品大量生产抱有自负。他会经常说他写得比别人勤，比别人多，并且以此自雄。他有以量取胜的心态。特朗斯特罗姆获得诺奖时，他跟我说，他有点不服，因为特氏写得量太少了，大作家首先要有大量的作品。由此，他经常把大作家和大量作家划等号。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常常采取机械式大生产的写作套路，一部部写长诗。洪烛从不现场写作，我也没去过他的书房。每次我见他在饭桌上甩开腮帮时，我就会想象他的写作场景——他用笔把文字狼吞虎咽的饕餮相。为了写得多、写得长，他不惜把大量散文性段落和资料性素材参入诗中，甚至不惜自我重复。比如《阿依达》这首诗，光是他自己朗诵，光是我现场听的他自己的朗诵，就达十几次。
洪烛突发严重脑溢血之后，他的写作生涯实际上已经先于他的生命终结而终结。但他不甘心，他太热爱写作了。在从重症监护室出来时，他的意识稍微有点恢复，就拿着笔使劲地在纸上划动。每当我看着这个情景，就特别为他心疼心酸。但同时我有另一个说法：从诗歌艺术的原创性要求来说，假如洪烛病后能够继续写作，也不会有有效的自我突破；他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也太依赖自己既定的写作模式。所以我说，洪烛在发病之前，已经写得够多，已经把他一辈子应写的写完。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倒是觉得，他在写作上其实没有留下多少遗憾。因为，自我重复的写作哪怕再多，也等于没写。
我的诗歌写作量也不小，但比洪烛少得太多。我更喜欢精耕细作，注重每一首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我希望我的每一首的容量更丰富一些。我的策略是以少胜多。另外，我的文本因为含有浓缩的象征和失控的神秘，往往是多义的甚至是歧义的，不同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解读。如是，我的写作目标或者说我对自己的文本所要求达到的效果是：写一首相当于写数首。
8，对阅读的期待不同
洪烛对诗歌读者大众化抱有期待，甚至想要引起轰动效应。在1980年代，有些诗作曾经引起万众传阅的轰动效应；洪烛大概是比较怀念那种美好的诗歌时代现象。他期待自己的作品一发表就能有成千上万的读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会故意地去迎合大众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倾向，甚至经营他在大众中的名声，比如他的自媒体博客的粉丝量据说达到上千万，他自己是颇以为傲的。
我则一直认为，在当今这个物质主义社会和娱乐至上时代，诗歌作为高雅艺术，是小众的；我从未奢望自己的诗作会引起大众层面的轰动，也不期待大众能真正读懂我的作品。当然，我不反对大众化写作期待，我反对的是直接大众化，提倡间接大众化，即我们的作品经过许多中介和代际传播，最终实现大众化。
洪烛的大众化诉求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实现了的，他比当代许多优秀诗人拥有更多的读者。
因为是圆，洪烛的作品读起来很顺，很溜，甚至有点滑；而我的文本因为是多面体，哪怕是在顺坡上，也未必滚动，读者可能会觉得晦涩乃至滞涩，需要再读三读，方能有所领悟。
因为我不追求散文的阅读效果，而且深度模式的修辞讲究类似于思维之结，需要读者耐心费脑地去拆解，我希望他们在拆解过程中得到审美愉悦和思想启迪，而不是顺坡下山一样地轻松。
五、结语：求同存异
总之，我跟洪烛过从甚密，交流颇多；但我们之间恐怕谈不上在诗歌创作上有实质性的互相影响。因为，我们开始交往时已经人到中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写作模式，而且各自认为自己的写作模式是有依据、有意义而且有效果的。
我们是两个有着很多相同点和不同点的写作个体。我特别赞赏洪烛对文人关系的看法：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这也是洪烛和我对普遍人际关系境界的向往。
初稿于4月26日
京郊营会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