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诗的远征：张况对话王长征论灵魂壮游

　　王长征：张况老师，您作为长诗的积极倡导者和中国长诗奖的发起者，能否谈谈是什么激发了您对长诗的深厚情感？长诗在您的诗歌创作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张况：事实上，长诗于我，是一种精神的远征、灵魂的壮游。上世纪90年代，我在阅读屈原的《离骚》、汉朝的《孔雀东南飞》、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以及中国藏族史诗《格萨尔》、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等经典长诗时，深感其磅礴的生命力和深邃的精神气象。中国新诗百年，短诗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长诗创作长期以来相对式微。我认为，长诗是诗人综合能力写作实力的试金石，它考验一个诗人的文本驾驭能力、写作耐力、思想深度和语言把控力，要想在长诗领域里实现突破，必须制定具体写作规划，宏大叙事写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沉得住气，坐得了冷板凳。因此，我一直倡导长诗写作，并与著名诗人叶延滨、丘树宏共同创立了中国长诗奖，至今含辛茹苦已举办了九届，旨在推动这一文体在当代中国诗坛的复兴。就我本人而言，在我的创作生涯中，长诗写作是我的重要写作选项，近20多年都在沉迷其中，且有一定的收获。长诗是精神领域的“重工业”，它在诗歌门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可说是我对历史、文化、生命进行深度思考的重要载体。我会尽力使自己的《中华史诗》成为诗歌写作生涯的一个顶峰。力争让它成为全国所有县以上图书馆的必藏书。
　　
　　王长征：在您的长诗作品中，常常能看到对人性、历史、自然等宏大主题的深刻探讨。您是如何在保持诗歌艺术性的同时，确保这些主题得到充分的展开和深化？
　　
　　张况：我觉得，长诗不是简单的篇幅叠加，而是思想与哲理的层层递进。我始终认为，宏大主题需要有“细部雕刻”，也就是深度思考和细节支撑，一如青铜器上的纹饰，远观气象恢宏，近察则肌理细腻。比如在我早年以18载光阴创作的10万行大型中国历史文化长诗《中华史诗》中，就含辛茹苦将大中华五千年恢弘文明史解构为一个个具象的意象群落，让整部伟大的中国史在诗行中雄起，并顽强不屈地“活起来”，昂首阔步走下去。事实上，艺术性来自语言的深度锤炼和结构的有力把控，而主题的深化则依赖于诗人对素材的消化与重构能力。我习惯在创作之前做大量的案头工作，确保自己笔下的每一行诗都能够深入历史内部，听到来自历史深处的真实回响，看见现实社会的实时投射。 
　　
　　王长征：长诗对语言的运用有着极高的要求。您在创作长诗时，是如何平衡语言的韵律美与表达力的？是否有特定的语言风格或技巧，是您在创作中特别注重的？ 
　　
　　张况：我的认知非常清晰，用新诗来创作有分量的长诗其实不容易，诗歌语言必须兼具“骨力”与“气韵”。我推崇“金石之声”与“流水之韵”的结合，即既要有汉赋的铺陈之力，又要有唐诗的凝练之美，同时还得具备当代汉语的时代锋芒。在长诗写作中，我经常尝试以现代汉语重构古典节奏，让诗句在自由中见法度。写作技巧上，我很注重“意象群”的运用，通过意象的叠加、断裂与技术性重组，从而形成语言的超拔张力。当然，我认为自己就是个铁匠，因为我非常注重“炼句”的“火候”。喜欢我作品的读者，能看到我的长诗多呈文字方阵状，就像古代打仗时的阵势，追求瞬间压倒敌手不给对方喘息机会的语言效果、抒情狠劲，这是属于我自己的不可复制的一种语言驾驭能力。此外，我也特别注重长诗发自肺腑的“呼吸感”，我通常会通过诗歌段落节奏的松紧变化来达成语言美、架构美、形式美，让读者在阅读时获得迥异于别的文本的隆重仪式感、巨大新鲜感和阅读愉悦感，让读者拥有厚实的获得感是我的文本追求。 
　　
　　王长征：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长诗似乎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您认为长诗在当代社会中具有怎样的价值？它如何能够触动人心，引发深层次的思考和共鸣？
　　
　　张况：这些年来，让我越发深有感触的是，越是碎片化的时代，我觉得越需要长诗的精神整合力。我认为，长诗既是语言类的“航空母舰”和“核潜艇”，更是“时间的巨型雕塑”“历史文化的灵魂”载体，它能够抵抗任何阶段性的遗忘，也可以对抗及物性写作的一切浮躁。事实上，当代诗人缺的不是信息，而是深度思考和纵横捭阖的能力。长诗可以通过其宏阔叙事和绵密情感铺陈，为读者提供大体量“慢阅读”的可能。比如光未然的《黄河颂》，它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书写，更是一种文化基因的唤醒。当读者跟随诗句穿越时空，自然会与民族记忆、个体命运产生共鸣。我的史诗写作在此基础上，还熔铸了人类命运和世界文明的基因图谱。因此，我觉得真正有意义的长诗写作，其价值在于能让人们在奔跑中学会驻足，学会致敬，学会海纳百川。 
　　
　　王长征：相较于短诗，长诗在结构、节奏、主题等方面有哪些独特之处？您认为长诗在表达复杂情感和深刻思想方面有哪些优势？
　　
　　张况：我认为短诗就像匕首，强调的是一击即中；而长诗则如一条长河，体现的是奔涌不息的气场。长诗的独特性在于它的“建筑感”，也就是整体结构上需要精心设计它的起承转合，一如建造一座伟大的宫殿，诗人作为总设计师，既要注重宫殿整体的巍峨，又要兼及转弯抹角处的细节的精美度，二者相得益彰，才能具备无穷生命力。就节奏来看，我认为长诗应该允许“复调”的存在，可以允许交织抒情、叙事、议论，甚至允许选择性霸道和恰到好处的武断等多种声部的存在。而从主题上来观察，我认为，长诗应许容纳多重悖论和设置多种疑问，比如在《大秦帝国史诗》写作中，我就同时处理了王朝的辉煌与暴虐的关系，处理了人性光辉与史识误判的纠偏，而这种复杂性是短诗难以承载的，长诗恰恰因其体量宏大，可以成为思想的“集装箱”和价值的源头活水。 
　　
　　王长征：中国长诗在发展过程中，是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传统？您如何看待中国长诗与国际长诗之间的差异与联系？
　　
　　张况：我一直是个乐观主义者，对伟大的中华文明一直有着坚如磐石的文化自信。我认为中国长诗的传统是极为深厚的，自《诗经》《离骚》《孔雀东南飞》以降，及至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杜甫的“三吏”“三别”，无不体现了叙事与抒情的交融，其瑰丽的想象、语言的豪放、情感的锚定都是外国诗歌无法比拟的。与西方长诗比，中国长诗更注重独特“意境”的营造而非“情节”的设置，比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是以情感来推动叙事的，而古希腊荷马的《伊利亚特》则是以事件为抒情核心的。二者孰高孰低一目了然。我认为有伟大源头的中国诗歌尤其是中国长诗，绝不能妄自菲薄，绝不能在外国诗歌面前腿软觳觫，绝不能在外国诗人面前俯首称臣。尽管中国诗歌优越地位明显、优越感很强，但我们的诗人必须拥有平视这个世界的精神底气，不能动辄仰望外国。我认为，所谓致敬大师，那是对某一领域智者的价值认同而已，是灵魂的瞬间对接与融通，是顿悟，是吸纳。大师也是人，不是怪物，更不是高不可攀的所谓神。文明是平等的尊重、平行的携手，不存在谁比谁高贵。中国诗人不能迷信任何权威，更不应该在精神层面患阳痿症，而应具备拔地而起的能量气势和拔剑而出的勇气霸气。当代中国汉语长诗写作应立足本国本民族的厚实传统，同时吸收诸如但丁、艾略特等国外诗人的思辨性智慧，洋为中用，以续己长，惟其如此，才能写出融会贯通的伟大作品来。我主倡发起中国长诗奖，其初衷其实也是希望搭建起一个中外长诗平等对话互鉴互学互补短长的民间平台，为的是让汉语长诗在世界诗坛发出中国诗人的声音。 
　　
　　王长征：您除了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您认为书法与诗歌在创作理念、审美追求等方面有哪些共通之处？书法对您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张况：业余搞书法创作是我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写诗之余练练书法，我认为是一种恰到好处的休息，也是一种相得益彰的含蕴修养。我认为书法是凝固的诗，诗则是流动的书法，二者有许多共通之处，都非常讲究“气脉贯通”。书法中的行气，对应着诗歌中的语感；墨色的浓淡枯湿，恰如诗歌中的情感跌宕变化。业余习书三十余载，我不喜欢任何华而不实的“娘炮”作品和匠气横生的匠人之作，我尤其钟情于北碑抑扬顿挫的厚重感，对方笔露锋茂密奇崛的龙门二十品和郑板桥的雄浑朴拙、王铎的纵逸豪迈喜爱有加。实际上，书法审美早已渗透到我的长诗创作中。比如我的长诗《大秦帝国史诗》的章节布局，就有意识地借鉴了书法中“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章法。书法让我更注重诗歌语言的“视觉性”效果。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的每一首诗都是一幅熔铸心血的心象墨稿。 
　　
　　王长征：在数字化时代，传统文人书法似乎面临着被遗忘的风险。您如何看待文人书法的现代意义？它如何能够在当代社会中保持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张况：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书法是中国才有的独有艺术形式，而文人书法则是“心画”的重要代名词，它甚至承载着士大夫的精神品格和独特气质。时至今日，键盘基本取代了毛笔、硬笔，但书法的“写意性”反而更显珍贵了。我的文人书法之所以受欢迎，我想这大抵得益于我手写我心的那份“随性”。我认为文人书法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慢生活”的优雅范式。提笔就是修行，传承中国书法就是爱国主义的具体体现之一，我觉得不懂书法的诗人，不能算个好诗人，一个诗人可以不是书法家，但不能不懂得中国书法的独特文化内涵、优秀传统底蕴和线条结构之美。我携手北京诗人陆健、江西诗人程维、海南诗人雁西在佛山乃至全国多个省市创办多间“诗坛四公子艺术工作室”，建的实际是文人书法工作坊，目的很纯粹，就是力倡“以书养文，以文润书”。中国古代那些诗文大家，哪一个不是书法大家？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书法来触摸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跳是我的愿望。我认为当代中国书法其实不必过分拘泥于形式，可以作更多大胆尝试，书法甚至可以与诗歌、设计、影像等进行跨界融合，但其内核必须守住“诗性”规律和“艺术性”法则，否则书法和诗歌都会流于技术，陷入古人无意设定的某种窠臼，最终很难与真正的艺术生命并驾齐驱。 
　　
　　王长征：在您的创作中，是否有将书法与诗歌相结合的实践？比如，是否曾尝试将书法作品作为诗歌的插图或注解，或者将诗歌的意境融入书法创作中？
　　
　　张况：我的诗集《史诗三部曲》（《大秦帝国史诗》《大汉帝国史诗》《大隋帝国史诗》）写作便大胆采用了“诗书合璧”的形式，我的每一首长诗都在我内心世界中配以原创书法手稿。这里我得感谢河南省硬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文海先生，他曾花费一年半的时间用硬笔楷书书写了我的中国历史文化长诗《大秦帝国史诗》卷，使诗歌与书法得以以崭新方式实现联姻，作品出版后颇受读者喜爱。比如写《大漠敦煌》时，我就大胆借鉴书法的飞白来表现大漠的苍茫、敦煌的奇诡，我甚至还以草书线条来模拟飞天的飘逸，写出自己不可复制、陌生感很强的诗句。我当然也尝试过“动态书法”创作，也就是将诗句投影于山水画的背景上，让观众在视觉与听觉中感受到诗与书灵魂共振的艺术效果体验。这种跨界不是简单的拼接，而是让书法真正成为诗歌的“第二文本”，二者互释互生。 
　　
　　王长征：对于那些对长诗创作和文人书法感兴趣的年轻创作者，您有哪些建议或鼓励的话想说？在追求艺术梦想的过程中，他们应该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张况：我觉得当代年轻人更要懂得梳理中华文脉，致敬中华文明。传统并非桎梏想象力的精神枷锁，而是可以放飞思想的硬朗翅膀。我常以佛山醒狮为喻，说狮头就是传统的造型，但舞狮者的步伐何妨融入街舞等现代元素？同理，长诗写作也可以尝试不同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写作者无妨从背诵《春江花月夜》开始，但下笔时必须敢于注入元宇宙的思考；对于书法，我觉得先临《兰亭序》还是先习颜柳都无伤大雅，自己喜欢就行，一切随性便好，每一个艺术门类只要适合自己就行，不能心大心小犹犹豫豫像个娘们，艺术尤其需要决绝，做事要决断，欲成大事者，对自己要足够狠，写到极致，必有所成。我甚至曾用丙烯颜料在亚克力板上书写诗歌，这是一种有益尝试，完全无伤大雅，甚至有全新的艺术效果呈现。关键要善于“熔古铸今”“入古出新”表现精神图腾。就像酿茅台酒一样，也许其工艺是老旧的，但喝下去的热血却是新的。送青年诗人们一句话：在历史的宣纸上，您我都是未干透的墨。没有感觉时托起下巴使劲思考，有空闲时就敲击键盘好好写吧。总有一天，您的嫡系精血会为您诞下‘龙子’的。
　　
　　2025年6月1日--3日
　　佛山石肯村  南华草堂
　　
　　
　　（王长征，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社会艺术委员会顾问，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理事，中华五千年动画工程促进会碑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汉诗》主编，安徽省当代诗歌研究会副会长，皖南民俗博物馆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