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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的回退 现时的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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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海斌评论 来源：中国诗歌学会 责编：周占林 日期：05-06-20 15:52:32 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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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艾略特……，北塔把十余年的一部分诗歌写作浓缩在一本薄薄的诗集《正在锈蚀的时针》里边。在远离了浪漫主义的写作方式之后，北塔说，他的骨子里仍然存留着浪漫主义的元素，他愿意像波德莱尔、里尔克、叶芝那样，把浪漫主义留在现代面具的背后。就北塔而言，浪漫主义的价值可能是多重的，其中之一在于那种“生活在别处”的形而上冲动、想象和诉求。即使是在最近的自觉介入现实、重新组织生活的作品里，他仍然认为形而上是诗歌的重要维度。显然，北塔所要求的，是把现实质感与形而上的超越品性结合起来的写作。这不免会让人想到波德莱尔对于艺术的“现代性”的描述：“从时尚里抽出它在历史发展的意义上所包含的富有诗意的东西；从短暂易失的事物中提取出永恒持久的东西。”
罗素说过，真理和义务，意味着我们对于事物和同类的服从。但对于浪漫主义者而言，所谓真理就是他自己所断定的，所谓义务也是他自己所命令的。他不像神秘主义者那样，在冥想造物主和与神合一的过程中，免除去自己对于世界和他人的义务，而是径直把自我设定为神。在这个过程里，浪漫主义者对群居生活中人的孤独进行了转化和抗争。北塔在早年的写作里赞美过一个“宁愿用黑布/蒙住自己的眼睛”的《骄傲的人》。“骄傲的人”有着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充足的自信，他拒绝了人世间一切的既定安排而独自出发。既然“远方的景物/和身边的物体/他知道没什么差异/一切他要用灵魂/作出全新的打量和判断”，那么，他所要做的，就是走向某个高处，并且把新的意义带给世界。他离开人群，登上山峰，消泯了历史，在孤独和苦难的承担中完成自己，并且创造出新的奇迹：“清泉灌溉他的身体/使万物蓬勃生长/骄傲的人/躺下，是富饶的土地”。
《挽歌》里边“我”所等待的，也正是这样一位浪漫的英雄：“他的到来/将使暗淡的世界精彩”。只不过，这一次“在漫长等待的岁月里/创伤开始恶化”，英雄尚未出生就已经死亡，他来不及为这个世界建构任何正面意义，甚至是“不能为这个时代/增添任何不幸”。英雄的夭亡，类似于伊卡洛斯的坠落。波德莱尔为这位向太阳飞去的少年代言说：“我白白的想去发现/宇宙的止境与中心/临近不可名状的火红的眼睛，/我感到自己的翅膀忽然离散”（《伊卡洛斯的哀怨》）。循着这种思路，北塔所感受到的，应该是努力被折断后的震惊和苦痛：“多少遍背诵/那欢迎的祝词//多少黑夜里/准备诞生的仪式//春天里练熟的歌/如今喑哑如山”；是因挫败而产生的幻灭，以及对自我生存之意义的怀疑：“当他的棺柩，经过/流水，凝固成石头//我的心，经过哭泣/将被埋在谁的心里”（《挽歌》）？从《骄傲的人》到《挽歌》，北塔渐次远离了神一般强大的浪漫主义自我，《挽歌》其实是他唱给自己的挽歌。就像《历史》这首诗所表明的，“多少船在快要靠岸时/毁于这块伏在岸边的礁石/多少人在欢呼时/在这块礁石上磨灭了生命”，人往往会受到历史的戏弄，扑倒在距离成功仅仅咫尺之遥的一个“偶然”上，他们并不能真正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乃至于会取消过去所有努力之价值的发现：“当水无力将船托起/谁是最后的征服者/以铁锚提问的人/还是以礁石回答的海”？
在我用“浪漫的回退，现时的抗争”来概括北塔的写作的同时，我也意识到，存在于北塔与浪漫主义传统之间的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浪漫的回退，既是北塔从浪漫主义传统当中退了出来，也是这一传统从北塔写作的显在层面上后退、内化为他精神品性的有机组成，在那里隐性地起着作用。
伊夫•瓦岱认为，“空洞现时”是现代性在时间感知上的一种表现类型，它集中出现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界处的西方诗歌当中，是一种典型的浪漫主义时期的时间类型。这也是马拉美所指认的一段“王位空位期”、一个徒有虚名的现时：“……不存在现时，是的，不存在。现时是不存在的……过去的部分历史已经消失，而未来则姗姗来迟，抑或二者茫然地搀和在一起，以掩饰它们之间的差异”（《局限的行动》）。汉斯•罗伯特•尧斯同样认为，这种时间意识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个典型表征：它不是过去时代的对立面，而是与现在的时代发生冲突。在他看来，浪漫主义者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有一种失落感，他们自己的时代所表现出的不完整性使他们产生这种感觉。其实，正如北塔所认识到的，在波德莱尔、里尔克、叶芝的现代面具后边有着浪漫主义的传统，“空洞现时”也是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一群诗人所共有的，区别只在于应该如何去面对这种暧昧的、黄昏与晨曦“茫然地搀和在一起”的现时。北塔说：“时间是两面神，既面向过去，也面向未来，现在只是一瞬，可以忽略不计”（《正在锈蚀的时针•自序 》）。在他的诗歌里，“现在”往往是一个与秋色、黄昏相伴随的破败而萧条的“空洞现时”：“秋季使一切都衰老，都衰弱/池塘也日益萎缩”，“花园像刚刚/被残暴洗劫的村庄”，树枝被折断，地上横陈着枝的尸骨和花的残骸，以及“像死婴被丢弃在野外”的“废置的花罐”；在城市的街头，落叶与石头“共同承受秋雨的捶打”——“在小商贩逃逸之后/受伤的果实滚落街头//仅仅是深夜的一场秋雨/使它们只能在阳光里腐烂”（《秋兴若干》）。类似的景象，也出现在另一些诗篇当中。例如呈现在《初冬的小树林》里的嵌入沟底冰层的枯叶、被伐倒在路边的树枝：“花朵早已闭幕/而果实还没有开场//翅膀被剥夺了蓝天/四肢被剥夺了大地”。和《秋兴若干》之四“秋雨”以及《挽歌》一样，《初冬的小树林》采用了讲究均衡和对称的“英雄双行体”，使得空洞、破败的现时具有庄严的悲剧意味。在这里，一切都失去它的本质，剥落为空无一物的虚壳：“玫瑰依然叫玫瑰/但是除了词语，已经一无所有”（《初冬的小树林》）。
在《一个世纪儿的忏悔》里边，缪塞断言他所处的时代的精神是同时出现在夕照与晨曦中的天使，是半为木乃伊、半为胎儿的幽灵，“它将过去与未来分离，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但同时又与两者相似。在那里，我们每走一步都不知道自己是走在一粒种子上还是走在一片残屑上。”虽然是同样的空洞现时的时间感知，北塔和浪漫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他更直接地处理着这种破败的现时，而并非行走于晨昏不明的暧昧光线中伤感地吟唱。在另一首同样不太严格的“英雄双行体”里，北塔从“容忍着阴暗和污秽”的塔内向外眺望：“我们还有足够的窗口/瞭望外面世界精彩的喧闹//而用皮带捆绑在腰部的经卷/已经随着肝胆失落”。与古塔的自然剥蚀相比（“是时间的利齿咬掉了/佛祖的鼻子和脚趾”），传统在现实喧嚣中的流逝和被淘空，更能够引发诗人的慨叹。这是一个众神远去的时刻，留给远道而来的香客朝拜的，“只有被蜘蛛遗弃的半张网”。任何撰文勒石、翻新与修复的努力，与其说是挽留，不如看作遮蔽，恰恰是在那貌似很旧、实则太新的“被修复的门面上”，往昔的真实被油漆涂抹得消隐了面目。不过，北塔仍然是有所坚持的：“神兽的四蹄踏破瓦片/灵英塔在日益减弱的夕光中旋转”（《灵英塔》）。全诗这最后一节突然挣破了整篇的死寂，它发出音响，运动起来，似乎是与耸立着的、在暮色中渐渐浓重的塔身一道，指示着、并融入到永恒中去。
北塔将个体承载的时间分成三类：永恒的、不可测度的自然时间，被计时装置标记的历史时间，以及作为个体体验与自我暗示而存在的主观时间。他从两面神的时间喻象中体悟出的另一重含义是：“时间既是共时，也是历时；共时指我们在时间的一点上体验时间的永恒，历时则指在永恒中体验时间的某一个点”（《正在锈蚀的时针•自序》）。这样两个方面，往往叠合在北塔的写作中。在《窑殇》一类作品中，北塔对于一座被废弃之砖窑的历史想象，映衬出的是“空洞现时”的颓败，犹如一匹经历了漫长磨难的马：“如今，四肢被斩去/佝偻在我们引以为骄傲的土地上”。但在另一类关于废墟、历史遗迹的作品中，情况就复杂得多。北塔以为，诗歌对历史的体验和想象构成了对于历史的还原，也就是在历史的场景和细节中体验自然时间（即永恒）的可能性存在。但他同时又对这种还原抱有怀疑和警惕，小心着还原会成为另一种虚构、神化与遮蔽。《明府花园》中的诗人，显然是在上述的紧张里艰难跋涉着。他试图在个体的想象中复原一段“被扭曲的家世”，“沿着你桃色的堤岸/我的小船满载萤火/去寻觅芦苇上的花粉”，但接下来“而蜻蜓的翅膀呜咽着”一句又揭示出他的寻觅是无效的；他通过情感的共鸣感受到纳兰性德的诗酒人生、英雄气概和缠绵爱情，确信“谁都知道青砖下压着/不死的精魂。我们期冀着/明府花园在我们的睡眠中/重现，如同游子枕边的故乡。”这时候，诗人似乎是触摸到了永恒。但他已经意识到，即使是在历史中的那一刹那，主人公的人生与爱情也是不幸的：“而主人的马蹄正被污泥/诬陷。疾病深入爱情的/膏肓，和泪的相思/像诗集里蝴蝶的标本”；而在现实世界里，种种俗务随时间纷纷涌来，“催人上朝的衙鼓/敲碎了你如烟的幻想”。《明府花园》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天地不仁，视万物如刍狗”（《老子》）一般的自然时间，它带来一切又消灭一切（“哦，命运的手掌多么温软/被它抚摸过的石头一块块/变成了墓碑。荒草里/野狐狸的脊背时隐时现”）。在它的统摄之下，人为的历史书写与想象，无疑是渺小而且可疑的；而担负起着苦难与创造的精神性个体却可以在自然时间里皈依永恒，即使他已经伤痕累累：“一片畸形的树叶/被好奇的风拿到了山谷里/被桂花的香气收留/被野兔的绒毛逗弄”。这倒类似于卢照邻《长安古意》所持的信念：“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在北塔的感受里，自然时间凭借自身的不可测度而成为巨大的、超验性质的存在，他所努力与之抗争并试图从中突围的，是历史时间。所以他说“我确实绝望于我们的所有努力都只是时间中的挣扎。然而诗歌要我在绝望中继续努力，……是因为诗人，只有诗人还认为存在着超越历史时间的可能性。”（《正在锈蚀的时针••自序》）在我的理解中，北塔的历史抗争或者还原，和他对“空洞现时”的正视、对抗，其实是一体的两面，蕴藏于其中的是与并不完美的人的世界的对峙。此处再一次显露出浪漫主义元素在北塔诗歌中的坚持和变异。从早期的《我拒绝风》到后来的《虚室》，北塔的自我始终是特立独行、拒绝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浪漫英雄。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自我不复是那么光鲜、单纯，他带着尘俗的锈迹与伤痕从外界退向子宫般的“虚室”，愤怒地意识到“虚室之外，我与他们/相似的地方越来越多/我拥有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太多的杂念/堆积在这窄小的仓库里”；“每次转弯，每次睁眼/我都要被不同的东西/碰倒。总有一天我会/无路可走，无路可退/除非做好牺牲的准备/我将死得不明不白。”为此，他打算做的，是彻底的摒弃和拒绝。摒弃留有人的痕迹的“所有的家具和用品”，而“通过他们前来的一切/都将受到愤怒的拒绝/包括阳光和阳光下的花朵/包括月光和月光下的情歌//醇酒和爱情都染触了/灰尘和汗渍，在这里/什么都不再是纯真的/什么都不再是纯洁的”。在向外的摒弃和拒绝中，自我主体周身发出纯洁的光芒，“照得四壁雪白”。已故的诗人戈麦有一首类似的《誓言》，所不同的是，《誓言》里的戈麦所要清除的是自我本身（“好了。我现在接受全部的失败/全部的空酒瓶子和露着小眼儿的鸡蛋/好了。我已经可以完成一次重要的分裂/仅仅一次，就可以干得异常完美”）。戈麦的自我解构无疑是最彻底的，他不仅抛弃了生命意义的“加法和乘法”，而且宣布“全部都扔给你。还有死鸟留下的衣裳/我同样不需要减法，以及除法/这些权利的姐妹，也同样送给你/用它们继续把我的零也给废除掉”。当一个浪漫主义的时代“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鲁迅《墓碣文》），阴冷的怀疑之蛇便会同时向主体与外部世界喷射出毒液。
北塔说，“我自认是个习惯于自我反思、自我审判的人。我有意将自己分裂成若干部分，分配以不同的角色，且使这些角色分布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让它们相互审视、质询乃至詈骂。”这并不妨碍他是个十分自信的人，他很清楚“凡是我们所依赖的东西都在削弱我们，或使我们面目全非，或使我们武功尽废。只有不断培植、加强主体力量一条路，我们才能凛然的去对付、去击垮、去凯旋”，所以他能够坦然地说：“我从来不回避来自外界他者的影响；来吧，都来吧，精华与糟粕、圣贤与猪狗、神灵与魔鬼……我会把你们一一给‘一’了的”（《正在锈蚀的时针•自序》）。《登上荒芜的悬崖》同样表现出自我对世界的严峻认识，这是一个令人绝望和蒙羞的“空洞现时”：“破碎的旗帜被风/吹向虚无的深渊”，“掬一把黄土在手/我祈求也诅咒/唯有回声追随我/使我的心布满疮痍/在一条路上迷失/在另一条路上跌倒/更多的路被封锁”。和《虚室》不同，诗人这一次决定“我即将穿过雾障/回到你们的门前”；也和《骄傲的人》不同，从悬崖上返回到生活中去的诗人并没有带回新的意义，而是获取了“俯视你们”的高度，他决定一直走下去，“怀里揣着种子/让我们去寻找水/趁着冬天还没有/将所有的眼睛封闭”。另一首《搬家》的声韵格式非常有意思，它更像是由两首变化了的十四行诗的对话所组成的时间的两面神，在默视过去生活之隐痛的同时，又对未来表示出谨慎的乐观：“帆的时代已经过去/但还有航线要开辟/玻璃将得到面具/空房也将再孕育”。但作者真正的寓意是反讽的。
在“空洞现时”中，北塔所选择的，是基于个体的抗争，与伊夫•瓦岱所描述的波德莱尔将“空洞现时”转变为“英雄现时”非常相似。波德莱尔曾经在牢房一样的大地上高喊“——向天边奔去吧，/时间迟了，快跑，/至少要抓住一道斜阳的光线”；《登上荒芜的悬崖》的北塔同样要“趁着冬天还没有/将所有的眼睛封闭”，带着种子出发去寻找水。我也乐意于指出北塔《蜘蛛》与波德莱尔的相似性。在人的眼里被视为邪恶的蜘蛛（“罪恶膨胀了你的肚子”，《蜘蛛》其一），在蜘蛛的自述里却是另一个样子：“趁黑纱尚未蒙蔽我的眼睛/昏黑中这一线命运的绳索/还依稀分明，我要忙着/织完这尘埃中的生活”。（《蜘蛛》其二）本雅明在论波德莱尔的诗时说，“使节日变得伟大而重要的是同以往生活的相逢”，波德莱尔的作品是把回忆的日子汇集进精神的岁月，在他那里，往事的真正经验存在于先前的、过时的生活中。“在这些段落里，波德莱尔让自己向那种在过时的伪装下从他那里逃走的心灵之外的时间表示尊敬”。由此可以想到的是北塔对于历史的遗迹与废墟的处理方式。“但如果《恶之花》包含的一切只不过是这个成功，那么它也不成其本来面目了。它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能从同样的安慰的无效、同样的热情的毁灭，和同样的努力的失败里获得诗”（《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与之相似，“蜘蛛”悬在空中的努力，最终也在外界的重创下黯然收场：“一只巨大的甲壳虫/摧毁了我丝线一样长的梦/从空中坠落在地的，还有这/我正在尘埃中编织的生活”（《蜘蛛》其二）。情况往往是这样的，在被摧毁的震惊中，在被折断的锐痛中，在被展示的破败中，渺小之物才获取到它的价值，才摆脱了覆盖于其上的大而无当的意义，才从边缘与背景中站出来，形成刺破与悖逆的力量。
组诗《哀江南》的意义，正在于此。有关江南的美好想象，在这里是完全找不到的，或者说，是被彻底清洗掉了，留下来的是岁暮江南的粗糙的真实，以及诗人行走于其上的沉思和不安。问题是在旧的意义被还原掉之后，我们的精神生存又将如何展开，要以什么方式给出怎样的新的意义？这种意义会不会重新遮蔽住历史与现实呢？步入《潘家园古玩市场》，北塔遭遇到的是本雅明所描述的“与以往生活的相逢”，在审视种种古物时，他的想象无疑是细腻、多变的，显示出居高临下者的从容不迫。但是在组诗的“开场语”和“结束语”部分，叙述的语调却是普鲁弗洛克式的思索与犹疑，诗人似乎并不能从整体上掌握住这个在现实当中“吵吵嚷嚷地展开”的市场，也没有找到确切的进入人群的角度和展开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如何与人群建立起有意义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北塔缺乏足够的准备。这一点，在他近来的强调诗歌对现实发言的作品里，有较为清晰的表现。在北塔的想象里，“蓝靛场市场”是世俗生活的缩影，“风雪肆虐的黄昏/我在陌生的道路上/倍加想望/蓝靛场市场”。不过，曾经混迹于其中的诗人，如今已经疏远了、也很难再进入到那种生活的深处去。他说；“蓝靛场的淤泥/都在与行人的脚步亲热/蓝靛场的瞎子/都在欣赏梦中的情人//而我眼清目明/却只看到黄昏在风雪中降临/双腿蓄满力量/却只在蓝靛场的外围奔忙”（《蓝靛场市场》）。这里所蕴含的是一种思念，一种寂寞，一种失落，他似乎是失去了与旧日生活的联络。另一首《回南湖渠的路》更多地是重复着对于“空洞现时”之表象的描摹，在繁多的矛盾意象罗列之后，诗人主体的介入显得多少有点儿勉强。
如前所述，北塔诗歌中那个具有着浪漫内核的自我主体，通常是在相对于外物的拒绝、对峙或者对抗当中存在着，以此来实现并且确保自我内在的一致性，就像他所宣告的，面对外界他者的影响，他将把它们“一一给‘一’了”，使他们服从于主体心灵的秩序。但是，在诗人把日常生活的现实作为他所要处理的对象时，主体内心强大的化约能力恐怕就要大打折扣。因为，日常生活中更多存在的是灰色的、价值中性的存在，无法被简单化约和评判。更何况，一个社会形态急剧转换、价值体系有待重建的年代所要求于诗人的，是他将自我完全敞开，投入到这个社会的变化当中去，用自己灵魂的历险去展现时代内面的复杂构成。而这样做，仅仅强调拒绝与对抗，是不够的。李欧梵的研究表明，在三四十年代文学中，自我的张扬已经让位给作家把握现实的努力，作家不再是通过向社会展示自我来表示抗议，而是更多地让自我留下他所调查研究的自然与社会的印记，“但是这种现象并不表明作家的‘自我’已经‘失落’，相反，他是在有意识的后退，在后退的同时仍然保留下作家的主观视像。”（《孤独的旅行者》）这对于九十年代以来的诗人应该有所启发。在我看来，诗人与现实之间应该是亦敌亦友、接纳与拒斥并存的批判性关系，其间主体与世界以及彼此之间的关联都是多重的、无法被简单化约的异质性存在。在这一方面，《新王府井颂》应该是比较成功的一次探索。它不仅在“王府井”这个典型的时代喻象上显示出城市与时代复杂的肌理，而且在轻微的嘲弄和反讽中有限度地接纳了一个物质时代的合法存在。诗人说：“王府井是个赌场，谁都想/携带所有的积蓄前来痛快一秒/啊，在这气派的露天舞台上/布景奢侈，而市民成了主角！//王府井的每一寸空间都是/黄金，但整个儿还不如我爱人的/发丝一根。我会去得更殷勤/只因王府井之上还有她的眼睛”。从诗的前几节的现象扫描，到上引该诗的最后两节，北塔成功地将视角从平视转向俯瞰。北塔自以为，“王府井之上还有她的眼睛”是一个形而上维度的超越性形象，在我看来，它更是一个可爱的中介，在它与时代的对应和背离当中，意义的门被开启，我们也可以回到篇首所引波德莱尔的那段话：“从时尚里抽出它在历史发展的意义上所包含的富有诗意的东西；从短暂易失的事物中提取出永恒持久的东西。”这是真正具有现代性的诗歌。
作者是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武汉大学中文系博士，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副教授。
通信地址：510610 广州，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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