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岸：用诗歌纯化民族的灵魂

作者：杨晓华　　来源：中国文化报　　责编：周占林　　日期：13-12-25 13:56:08　　点击：

举例说，莎士比亚剧本中的人物众多，其中有贵族，也有引车卖浆之流，贵族讲话很讲究、很雅，底层的老百姓则很通俗。我们翻译莎翁剧本，就要一方面把贵族的语言翻译得很典雅，另一方面把下层百姓的语言翻译得很通俗。如果把下层百姓的语言翻译得像贵族一样，那就不是雅，是怪谬了。
　　记者：显然，翻译应该是一个创造性极强的工作，对吗？
　　屠岸：翻译是一种文化识别和迁移的过程，表面上是语言，实际上是穿越文化隔膜、触摸灵魂、深入沟通的过程。翻译中，有本土化和外延化两个衡量的维度。本土化就是要把外国文字翻译成本土人能够理解、认可的东西；外延化，就是你不能把外国的东西，完全变成中国的东西，失去了外国文化的底蕴。这两者中间应该有一种平衡，这对翻译者是一种考验。
　　前些年，有一个英国影片，叫《Sixty Glorious Years》，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为《垂帘六十年》。这部影片是表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60多年统治的历史，译成“垂帘听政”，有点荒唐，英国女王是亲政，没有垂帘，和我们的慈禧太后不一样。英国历史上没有“垂帘”的政治现象。这样的翻译就是东西文化的错位。
　　记者：在您所翻译的诗歌中，您对济慈尤其喜欢，为什么？
　　屠岸：英国诗人中我最喜欢两个，一个是莎士比亚，一个是济慈。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也是大诗人，在世界上的影响也远超过济慈，但我个人对济慈的喜爱，甚至超过莎士比亚，更准确地说，我更亲近济慈。济慈在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中，出身最低，家庭贫困，一生有三个情结，一个就是诗歌情结，一个是健康，一个是婚恋，最后他在诗歌上成功了，但另两个都失败了，25岁英年早逝。
　　济慈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诗学概念叫Negative Capability。我译作“客体感受力”，济慈的原意是写诗歌时候排除“不安”“迷惘”“弄清事实”“找出道理”，排除这些主观精神状态和主观推理要求，不受这些东西的干扰，把自己变成“太阳”“月亮”等吟咏对象，然后进行创作。我认为他的观点的精义在于提醒诗人，要保持新鲜的生命感觉，带着新鲜的眼光去看待、审视、观察那熟悉的世界，从中发现新鲜的东西并用新鲜的语言加以表现，从而保持诗歌的创造力。这和王国维先生讲的“意境两忘，物我一体”是类似的意思。我非常赞同这个观念。
　　记者：您最早翻译的诗歌是惠特曼的诗集。但是在您的诗歌创作中，你又特别喜欢十四行诗。惠特曼热烈奔放，不顾及节奏、押韵。十四行诗比较严格。这中间存在矛盾之处。您如何理解诗歌的自由和限制？
　　屠岸：我在青少年时期，特别喜欢惠特曼，他的诗歌自由奔放，汹涌澎湃，摄魂夺魄，激动人心。这种浓郁的浪漫诗风，对郭沫若影响较大，所以，我也喜欢郭沫若早期的那种狂飙突起的风格。惠特曼的诗不押韵，但不能说没有节奏。他的诗中的节奏有如澎湃的海浪，或如心跳和脉搏，是有规律可循的。后来，我又喜欢上莎士比亚，开始翻译他的十四行诗。我发现十四行诗尽管像是一个框框，但也可以容涵无限天地，可以在很小的范围之内，上天入地，沉思宇宙。正因为有形式的限制，十四行诗更加要求字、词、语、句的精炼和严谨，力戒放肆和泛滥，就像一匹不脱缰的野马，自由的精神仍然可以充实其间。浪漫主义大师歌德说：“要创造伟大，必须精神凝集。在限制中显示出能手，只有规律能给我们自由。”我相信这一点。
　　后来我发现，其实，诗歌的自由和限制，两者可以调和。那就得说说美国19世纪的另外一位大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惠特曼的诗歌没有严格的格律，济慈、拜伦等人的诗则是格律诗，狄金森把两者结合起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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