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长篇叙事诗都达到了用诗歌形式讲述故事的高超水平。尤其是《圣亚尼节前夕》，以内涵的丰富，色彩的绚丽和韵律的优美，达到了爱情故事诗的巅峰。从济慈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鲜明美丽的绘画，听到了舒徐悦耳的音乐。诗人把各种感觉组合起来，成为各种经验的总体感受和全面领悟。诗人对于身外客观事物的存在，全身心地加以拥抱，产生了极度愉悦的感觉——诗人似乎失去了自我意识，与他所沉浸于其中的事物融为一体，成为诗人自己所总括的诗学概念“客体感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作用的实际体现。他从愉悦中流露忧伤，从痛苦中发现欢乐，极度深挚的爱情对于他有如死亡的临近；他清醒地意识到梦幻世界的无限吸引力，又明确地意识到现实社会的巨大压迫感；他同时追求历史的责任感和美学的超越，把二者结合在一起。他的杰作使他实现了自己的志愿：进入了诗歌史上“最伟大的人的行列”。
   
    关于济慈诗歌中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我们的理解是：济慈深刻而冷静地思考了论敌的诋毁之词，从中获得某种启示。他说：“我对自己的评判所给予我的痛苦超过了《布拉克伍德》和《季刊》所强加给我的痛苦。”他是英国诗人中罕见的能无情地剖析自己的勇者。他终于意识到，政治的话语在诗中只能按诗歌的艺术规律来发音。政治倾向和民主意识必须在诗人内心中转换成更加宽泛的对人文精神的追求而诉诸诗的节奏。于是我们在济慈的诗歌中见到和感受到一种潜在的、隐性的人文精神，它潜伏在诗人的诗歌审美表达之中，通过诗质话语时隐时显，成为诗语中多变的踪迹。这里，政治意识与诗歌审美形成既矛盾又互动的态势。政治的显在话语被拒绝了，这是成为审美特征显现的前提；但又不是完全脱离意识形态，诗人的诗歌经验不可能与意识形态彻底决裂。在空洞而言之无物的话语中不存在任何诗歌的生命力。有论者认为，济慈诗歌对美与真的尽情歌赞，恰恰反衬和否定了丑恶的现实社会及肮脏的政治，这一看法正与上述济慈诗歌中政治意识与诗歌审美既矛盾又互动的命题相通。济慈诗歌的艺术魅力在历史的长河中愈来愈发出炫人的光彩，而我们——后代的读者和诗的爱好者们，也从这样的矛盾和互动中，获得了关于诗的终极启示。（屠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