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ool）”。所谓伦敦佬是指政治上激进、艺术上远离古典风格、生活上贫寒、具有平民意识的诗人和政治家。济慈在政治上接近曾因“诽谤”摄政王而获罪入狱的诗人李·亨特（Leigh Hunt，1784-1859）等进步人士，因而被保守文人目为十恶不赦的伦敦佬派。面对保守文人对济慈的谩骂和攻击，济慈的挚友们挺身而出，为济慈辩护。他们指出济慈诗歌的核心是对美的追求。它具有幻美本质，而没有政治目的。他们说，要真正认识济慈诗歌的魅力，“取决于济慈的文学与政治的隔绝”。他们为济慈的辩护取得了成功，使论敌们喑哑失音。这样就开了认定济慈为唯美诗人和非政治作家的先河。
有意思的是，“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论敌的指责和朋友的辩护，从正反两方面启示了后来的评论家。到了20世纪，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后，西方评论界中有人来了个180度的转弯，认为济慈诗歌（不仅前期作品）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民主意识。一些论文仅仅从政治角度来肯定济慈，这与一个世纪前保守文人认为济慈诗中只有政治没有艺术的论点奇怪地颇为接近，但出发点相反，结论也对立。从政治上否定济慈到从政治上肯定济慈，这是对济慈评价的悖论，是英国诗歌评论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十分引人注目。
从政治上肯定济慈，可举一个突出的例子。济慈的《秋颂》写于1819年9月19日。同年8月中旬，八万多工人在曼彻斯特彼特鲁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要求改革，要求民主，遭到政府的暴力镇压，死伤四百余人，这就是彼特鲁惨案。有的评论家根据这一历史事件和当时济慈所写的一批书信中所表达的政治观点，分析了《秋颂》中的词语，认定这首诗透露了济慈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激进的民主意识。他们否定了认为济慈从政治上退却和逃避的论断。论者认为《秋颂》中conspiring（“合谋”，原是说时令和太阳合谋使藤蔓挂住果实）这一意象是对政治危机的回应；或认为诗中的“蜂巢”形象是影射政府囚禁工人的监狱。中国最近也有研究者撰文认同“合谋”意象是“富人镇压穷人的阴谋”，认为诗中“许多意象与当时的政治论战密切相关”。
我们如果深入审视济慈的诗歌作品，当会发现济慈确实是一位艰苦地思考人生、关心社会、同情人民、具有民主思想的诗人。这首先表现在他早期的诗作中。如《写于李·亨特先生出狱之日》，抨击权贵，歌赞自由；如《咏和平》，高呼“打断锁链”，反对“暴君的重来”；如《致柯斯丘什柯》，支持民族独立，歌颂民族解放；如《写于五月二十七日，查理二世复辟纪念日》，抨击封建专制，指斥王政复辟，等等。但是，在济慈后期的诗作中，我们发现它们不再涉及具体的政治事件。那么，他是不是从政治后退了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济慈诗艺的成长过程。济慈作为攀登诗艺高峰的勇者，其成长速度之快，没有别的诗人可以与之相比。他22岁时提出：“啊，给我十年吧！我可以在诗里/征服自己，我可以大有作为，听从我灵魂对我自己的指挥。”但上帝很吝啬，没有给他十年的时间。他在剧烈的痛苦和骚动的感情中，开始了为诗拼搏的进程。他说：“我从来不怕失败，我宁可失败，也要进入最伟大的人的行列。”
从着手试笔起，仅五年时间，他就达到了短促的诗人生涯的顶峰。他遍涉各种诗歌体裁，经历几次诗风的变化，终于完成了一系列惊世的杰作。特别是1819年的九个月，可称为济慈的“奇迹时期”。在此时期内，他的六首《颂》一一问世，同时写成了《圣亚尼节前夕》《冷酷的妖女》《拉米亚》，以及多首十四行诗。仅仅这六首《颂》就足以使他不朽。尤其是《夜莺颂》《希腊古瓮颂》和《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