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转化为电视，影片转化为票房，美术转化为拍品的种种物质化‘成功’下，谈论诗歌的‘失败’是一件比胜利更有意义的事。”诗人欧阳江河说。“梨花体”、“下半身写作”等诸多说法纷纷出现时，人们不禁对当代诗歌的品质产生疑问，他认为:“古代诗歌已有分类整理，而当代诗歌尚无系统整理，良莠不齐，但这并不是说新诗就是不好的，这恰恰是新诗的活力、生命力与开放性所在。这些问题在尝试与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现代汉语已经逐渐形成复杂的、有能量的、操作性强的语言格局，而新诗的存在对现代汉语起到了巨大推进器的作用。“回头看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其中的语言已经陈旧，而当时的诗作至今仍熠熠生辉。新诗已经融入中国的现代性中。”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敬文东尖锐地指出，相对于小说、散文等文体，诗歌是所有语文教育中最失败的，常规文本分析无法进入诗歌中最温柔和敏感的部分，这也是导致当下诗歌在大众眼里逐渐式微的原因之一。专业诗歌评论家的缺位、部分大众媒体不负责任的非专业评议也难辞其咎。

黄梵则谈到当下诗歌中创作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新世纪以来，本该成为诗坛主力的‘70后’尚未形成鲜明风格，他们身上既无60年代的厚重感，也没有80年代的直率和尖刻，这是比较令人困惑的。”

诗歌应像星空一样“无用”？

与身在南京的欧阳江河的“失败”一词相对，常熟的诗人们则提出了“无用”的说法。在这个时代，诗歌可能已经不能给人带来更多物质利益，它更多地在表达一种“无”的精神性的东西，因而在现实中显得“无用”。“悬挂在我们头顶的星空很璀璨，对一般人而言，它就是无用的。但如果没有星空，那将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近年来转向小说创作的诗人韩东如此说。

多多、于坚等诗人由此讨论到时代的一些症结:“我们太强调‘有’，而忽略了‘无’。而诗人的职责，是要保存‘无’的，精神的东西。”“我们照搬了西方许多东西，或者只做粗糙的修改。把西方的理想，绘成中国的图纸。但当人们置身于这样的铺天盖地的理想之中时，却并不感到安心。为什么？”于坚发问。“我们把西方的图纸搬过来，但在西方，这是与上帝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了他们的图纸，却没有要上帝。搬了他们的‘有’，却没有搬他们的‘无’。中国的困惑，就在这个‘无’里。我们放弃了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灵魂失去了故乡。而对诗歌的呼唤，某种程度上就是重建对‘无’的守护。”于坚表示，“诗人是一个民族的‘巫师’，为我们的民族‘招魂’。”

“中国自古就有‘诗教’传统。在儒家文明中，诗歌为人们提供超越性的意义解释与渠道，教导中国人如何看待生与死、他人与永恒，使人们得以寻找到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平衡。”《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说。他表示，对“性·灵”等传统诗学概念的探讨，也是当下诗歌内省、追源，以寻求发展的一种方式。

诗歌永远不会远离

师从学者李陀、美国汉学家徐贞敏长期在中国工作、生活。每每有人问她中国人现在是不是不读诗，她都会表示强烈的反对。“最近的例子，是在北大纪念海子逝世20周年的活动上。会场内是严肃的讨论，我在会场外却看到许多人自发赶来参加活动。在被门卫拒绝进入后，有个男子自告奋勇为大家朗诵海子的诗篇，然后在场所有人都一起诵读起来，那个场面让我感动万分。”她回忆说，“所以我会告诉朋友们，中国的诗坛不仅有诗人，还有许多将对诗歌的热爱深埋心底的人，诗歌的力量长久留在他们身体里，在适合的时候就会流淌出来。”

“人是审美的动物，有把一切审美化的本能，并从中得到愉悦和安全。”黄梵指出:“悲伤、喜悦等情绪常要通过语言表达才能够予以释放，而文字的秩序感能够赋予语言以美感，这是符合人追求审美的需要